第一百四十一节风口浪尖中的日子（一）（2/2）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接见军委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时，还动情地握着贾忠勇的手对在座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说：“贾忠勇是真忠勇啊！”

毋庸置疑，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的忠勇，只能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勇敢对敌。而在和平时期的“忠勇”，集中体现在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贾忠勇过去带兵打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而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面临的情况与战争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十年浩劫”的发动者的失误为奸佞所乘，**、**之流窃据中枢要职，把持了党和国家乃至军队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首都卫戍部队要做到不被野心家、阴谋家驱使利用，这对于卫戍区司令贾忠勇来说，无疑是空前严峻的考验。

贾忠勇一向以“不混官做，不混饭吃”自律自勉，做事说话皆出自公心，从不为私曲意逢迎，苟合谬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搞阴谋，鼓吹“天才论”，指使党羽四处串联，拉人入伙为他们张目。北京组的聂元梓找到了贾忠勇，蛊惑说“有人反对**”，贾忠勇当即表示不愿同她谈论这样的问题，把她顶了回去，随即按组织系统将此情况报知中央。周总理针对这一严重动向，把“贾忠勇发现聂元梓搞串联活动”的一封信批转政治局传阅，并指示对聂元梓组织批判。一九七四年，已任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要北京派人去学习上海的民兵工作。回来汇报时，贾忠勇认为上海的民兵工作北京不能学。他指出了三点：第一、上海的民兵是在“特殊时期”中组成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而北京还是原来的民兵组织。第二、海的民兵权力很大，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北京不能那样办，不能取代公安机关。第三、上海的民兵与武装部是一个牌、一个班子、一个党委，叫“三位一体”，等于取消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这涉及体制问题，北京无权决定。贾忠勇拒绝在介绍上海民兵工作“新鲜经验”的会上讲话，也不同意下发会议纪要。“四人帮”插手军权、把民兵变成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的阴谋，在贾忠勇这里碰了一个硬钉子。

贾忠勇历来看不惯**的恶劣表演，对她避之犹恐不及。**后，贾忠勇为回避执行“挖后台”的指示，以有病为名要到颐和园疗养，看房过程中听说园内有**的两处住所，立刻上车返回城里。途中对秘书说：“咱们到北戴河去，离这婆娘远远的！”更早些时候，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整风汇报会华北组会议上，**两次伸着手对贾忠勇说“你欠了我的账”。贾忠勇知道，一九六八年初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同志被整时，**诬陷傅崇碧冲中南海，用皮包撞她，皮包里装着四支手枪。姚文元马上“作证”说，后边的汽车上还架着两挺机枪。傅崇碧蒙冤罹罪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卫戍区机关经过多年的调查，根本没有此事。**惟恐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再暗示贾忠勇编造假证为她圆谎，贾忠勇对她的无理要求一直置之不理。

在粉碎“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中，贾忠勇同样是党中央运筹的“大棋局”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逮捕王、张、江、姚及其余党并对他们隔离审查、严加看管，控制通讯社、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被“四人帮”把持的新闻媒体，护卫党中央和其他党政枢纽部位，稳定首都局势和社会秩序，许多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都需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部队。在当时极为复杂紧急的情势下，担负如此重任的部队必须绝对可靠，坚决听从中央的调动和指挥，行动中不出任何纰漏和闪失。要做到这个程度，关键在于主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对包括贾忠勇在内的京畿地区掌兵人慎重衡量并寄予厚望。华国锋找贾忠勇谈话，贾忠勇对华保证卫戍区绝对可靠。当时叶帅被迫“半靠边”，在西山养病。贾忠勇到西山检查警卫工作时，叶帅主动与他接触，言谈中格外注意贾忠勇对“四人帮”的态度。国庆节前夕，叶帅又特意叫苏振华约贾忠勇到密云水库“玩玩”。苏振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任队政委时，贾忠勇任旅长，是贾忠勇的老领导，“特殊时期”中挨整“靠边”。贾忠勇调京后，不避嫌疑，常去看望，两人无话不谈。这次见面时，贾忠勇对苏振华说：“请您转告叶帅，卫戍部队绝对听从党中央和**的指挥。”叶帅找老同志运筹中还有一点不放心：**有个在报社工作的弟弟常去京郊某坦克部队活动，万一该部有人被蛊惑，坦克进城怎么办?研究这个问题时，贾忠勇回答：“这个部队大门口就驻有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不久，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电话通知贾忠勇到他的住处，当面交代遵照中央安排，动用卫戍部队参与解决“四人帮”的行动。贾忠勇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愤懑在胸，他当即明确表态，更使中央坚定了早日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当时的首都一枪未发，平静如常，贾忠勇对卫戌区部队的掌控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