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2/2）

写检查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深挖社会根源、思想根源。这一部分可以没有事实，尽可能地说得严重一些。不可避免地要把三爷、六舅、五叔被镇压，外祖父土改被斗争等等都重复写进去。还要检查自己受阶级敌人的感染，立场动摇。

最后，还要给自己的问题定性。当时有两个概念：立场问题；认识问题。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敌我矛盾，如果是后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结论是很不好下的。自己说是认识问题，怕过不了关；自己说是立场问题，心里通不过，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反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敌人。经过多次参加批判（其他人），看报纸，反复掂量，对于自己应该下的结论基本形成：丧失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论。

批判会

每一次批判会之前，都要事先写好检查提纲，嗣后再写一份详细的检查。写检查对于我来说，不是难事；一个人跑到图书馆，找一个背静的地方，尽可能别把同学们新提出的问题遗漏，上纲上线，写的蝎虎一些，就算完成任务。

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检查，然后倾听大家的批判发言，生怕有谁再给你提出一个严重的、上纲上线的问题，心中实在是难以忍受。诸如分析问题的性质，挖思想根源等等务虚的发言，无关痛痒，那是越多越好。譬如，师中兴，已婚，是我们高中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有一次睡觉从上铺跌落到地上，没有受伤；平时很少发言，在面对大是大非的反右斗争中，不发言是不行的。他从不说别人的事实言行，而总是声色俱厉地挖根源、找危害。他批判我的时候说了一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至今记忆犹新。

尽管很多同学都和师中兴一样，每一次开批判会的时候都是说些陈词滥调；说些开脱的、减轻我的“罪行”的话语，我还是害怕类似小王那般的积极分子，周易那种反戈一击、要命的揭发。一次下午，在三楼一个教室开批判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徘徊在窗下的榆树墙边上。我抬头看看教学楼，头脑中突然出现一个景象：从四楼礼堂的窗户跳下来……，如果摔不死……，住院？无法参加斗争会？或者出现了什么人力无法控制的大事件，斗争停止？小王大声疾呼：“开会了！”吓我一跳，我打了一个冷颤，下意识地拍了一下头顶。在登上楼梯，回教室的瞬间，自己安慰自己：一切都让时间去决定吧！

谈话

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个人分别和我谈过两次话。这大概就是“拯救”。

第一次，是在1958年，多次批判会之后，支部杨书记，把我找到她的宿舍，分析我的问题，提出改正错误的方向等等。其中，她说道，“你呀，让人家卖了都不知道……”自然，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第二次，是在1959年毕业的前夕，学校团委对我的处分还没有下来之前，小王找我谈话。小王在毕业前入了党。当时他是什么干部，我还真的不清楚。这次谈话好像没有主题，总的看，还是围绕政治问题，局势问题……。说着说着，我说出了如下一番话，大意是：历代新建立的政权的统治者，都是企图把统治的国家治理好，不可避免的要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

这次谈话之后，我和孙殿卿把谈话的情况讲了一遍。

孙殿卿：“你呀，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谈话之后有什么动静没有？”

我：“还没有什么征兆。难道，小王是在套我！”

孙殿卿：“等着吧！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批判会白开了。你这个团员，还赶不上我这个白丁。”

果真如孙殿卿所说。

处分

毕业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右派分子的名单已经确定。我们班定了两个人，一个极右分子周易，另一个是部队转业的姓刘的同学。我和杞芳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就要感谢**定的阶级敌人的比例为“百分之五”了！我们班毕业的时候大概40人左右，只能有两个右派分子名额。我和杞芳算是没有戴上帽子。

大约是党支部杨书记找我谈话之后，团支部开会，处分我和杞芳。经过检查、批判，最后，我和杞芳都是根据全体团员的提议，然后一致举手通过的处分是：批评（是团内处分的最轻的一级）。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快毕业了，学校团委的处分决定批下来了，我和杞芳都“改判”为“团内留团查看一年”团内最高级的处分。这是套着脖子上的枷锁。参加工作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新的工作单位团支部“监督”下，总算卸掉了。为什么“改判”？我分析，杞芳涉及“三大改造”等等社会问题较多，问题性质比较严重。至于我，大概不无与小王的那次谈话无关，真的让孙殿卿说中了。

（2010年9月15日17: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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