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五章 议员们在行动（三）（2/2）

政启宣布1907年开国会时，民主党从策略上多作考虑，暂停请愿，积极做好准备迎接它。

但是，刘飞扬已不愿再等了，他认为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无可救药。而且在1906年后，年轻的政启皇帝越发感到焦虑不安，由原先支持民主党立宪渐渐的转向保守，并且越来越依靠保皇党少壮派。刘飞扬对局势的发展也完全失去了耐心。

与此同时，民主党内的一些人也转向激进，他们从政启设立皇族内阁后就对君主立宪是不是还能成功表示怀疑。

民主党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

杨度则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对宪政理解得最为深刻的理论权威。杨度认识到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德国次之，日本最低。他把这种差异归结于人民力量的大小、君主让步的多少。而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国会召开的早晚。所以他主张速开国会：“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另加之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

杨度直言：“假使人人起来力争开设国会，俄国亦不足虑，直可成为德国。”他宪政理论著作《金铁主义说》影响深远，为他自己也为君主立宪学说赢得了大量的信徒，这些追随者基本上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但是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社会，立宪制度是在商业社会成熟和各派政治力量（包括体制内外的力量）充分妥协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体制创新虽然可以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依托，而在立宪期间，人们更为关注它的人为设计因素，认为一个社会和国家只要速立宪政，就会立刻达到国富民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党中有不少人与康有为的想法不同，比他更为激进。

官僚层中也不乏有人持有这样的迫切心境，工部员外郎刘桪的奏折颇有代表性，他是以德国的强国之路作为论据：彼则仿效良法，急取直追，不遗余力。我则审慎迟回。兹所以一有效，一无效也。我国每举一事，必曰试办。若宪法者，英国行之有效，德国师之而亦有效，圣人复起不易斯制，但当实力奉行，不必故为尝试。譬诸病症已审，方书已具，药力一到，沉疴立起。亦何容稍事疑畏以自误乎？

如果不察发此言论之人的身份地位，单从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位激进者的主张，他认为立宪政治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行政体制，如果再耗时预备试用，简直是贻误战机，朝廷应该当机立断，就可以药到病除。

第二百二十五章议员们在行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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