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铁路国有”（二）（2/2）

许多当初极力反对铁路国有的民间人士，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商办铁路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如当初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官办铁路之恶结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一文，强烈反对铁路国有官办的曾鲲化，1906年他就反省了商办铁路的众多弊端。

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锡良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

1906年4月，锡良代表朝庭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川汉铁路。

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朝庭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

但当锡良的上奏等待朝庭批准之际，美国也进而要求为中国铁路贷款，因为当时对铁路投资可以获取暴利，美国人不愿意自己被落下。这就牵涉到美国与四国银行关系的处理。同时锡良这位当事责任人的突然调任也造成了事情的延宕。

虽然帝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未能立即成功实施，但它的铁路国有思想已经完全形成。

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朝庭倾斜的迹象。随着成昆铁路、粤桂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就在锡良与三国银行草签借款条约的同一时间，陕西提学使卢靖在一篇关于公债的意见书中，带着焦虑的情绪批评了拒债论，他称“今犹不输入外资，非束手待毙之道乎······而谓赤手空拳，能转贫弱为富强，不自取灭亡者，异日抉吾眼拔吾舌也。”

盛宣怀后来也认识到商办铁路本身有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路工濡滞，耗费浩繁，皆出意料之外”。他还指出，铁路不能完工，则所入必不能敷所出，亏损反过来又使民众受苦，“是欲利地方，而适所以害地方也”。并认为铁路建设的资金缺口数目是如此之大，但是民办铁路公司又纷纷出台拒绝外债的规定，这就决定了铁路建设必定受到影响，再者，虽然外国债权人可以从中攫取巨大收益，但是任何一家外国银行或公司都不敢冒风险把巨资借给民办公司。这样的事情必须由朝庭出面方能解决。

1906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资本条件下，单纯的筹款自办是“与实事毫无补救”的“徒托空言”，铁路建设事业是国家经济领域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也是现时能够获得大量财政支持而有利可图的事业，对国家财政、金融运行与发展影响至巨，政府不可不重视。盛宣怀的观点也更加契合政启的主张。

至于在铁路建设中利权受损的问题，盛宣怀表示这是中国铁路建设的无奈选择，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只要不出意外，铁路运营的利润一定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够偿还列强债务。

第二百三十一章“铁路国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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