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不得不说说香港（3）（2/2）

到了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

但是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

1962年，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

香港政府该怎么办呢？

在这些逃港的人里面，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

可是当时香港是300万人口，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

但是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

最后，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

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

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要不，他们怎么会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知道吗，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

不仅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逃港”的作者陈秉安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

他非常惊讶地对陈秉安说：“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呢——”

啊，大逃港，伟大的大逃港！

其实，香港黑社会的卢达黑老大也是当年大逃港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