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乱源头（2/2）

到唐高宗武后那时，唐朝那套以农民为主，征召战士的府兵制度基本完蛋了，折冲府（国防部）无兵可交，一旦国家有事，怎么办？安史之乱，让无兵可遣的唐朝吃尽苦头。幸亏郭子仪有办法弄出一支军队，再塑李唐，否则唐朝提早完蛋了。郭子仪搞那套呀？他当然不会搞李唐搞过那套己经证明行不通的征兵法。李唐那套怎么搞的？读过杜甫《石吏壕》的人应该有点印象，“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妇出门看，老翁逾墙走。……”李唐那套靠欺压农民的征兵制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郭子仪如果还兴那一套，一个兵也拉不来。郭子仪绝不是脑残之辈，他首创在民间招募勇敢的做法，说白了就是雇佣兵役制，因郭子仪这么一弄，中国从此就诞生了职业军人这个行业。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十大军区）作为唐朝边防戍边的主要军队，是为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和长乐郡三捉守。

节度使的设置，催生了藩镇割据。因为节度使以自己辖地的赋税招聘职业军人，形成地方武装。而这些地方武装一旦坐大，就会拥兵自重，不但赋税不上交中央政府，而且还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形成强臣压主的局面。节度使花钱雇佣的职业军人，说白了就是拿国家的钱培养一支私人的军队。比喻朱温用河南、山东赋税发展起来的一支军队，按照传统说法叫做“朱家军”，而不是唐军。而当兵的人也只认直接给他发饷粮的老板，替那个给他工资的老板卖命。

唐朝由治到乱，问题就是出在藩镇割据这个源头上。而藩镇炽兴，形成私人军队，同时造成唐朝中央财政危机，因为地方节使度“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军队），又有其财赋（税收）。”地方政府不向中央交税，最后唐朝中央国库真是内帑空空，一贫如洗，又穷又窝囊，搞到那个叫昭宗的皇帝死时连付棺材板都没有，只是用草席包裹埋了。（这事不是作者杜撰，有央视十套电视节目发掘唐昭宗墓录像为证。）天下大乱，不仅老百姓受苦受难，连皇帝老子也没有好日子过。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江山怎能维持下去？而藩镇割据有兵就是霸王，我想干啥就干啥，舍得一身剐，把皇帝也拉下马。

各路藩镇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胆子渐大，一个个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争地盘，掠人口，不在话下。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带来巨大破坏，象长安、潼关、洛阳这些唐朝大城市的人口在军阀混战中消耗净尽，弄得十室九空。

中原老百姓为了躲避战祸，常常携家带口，举族南迁。现在江南、福建、广东的客家人大多数是这场大迁徙中的逃难人后代。当时逃避兵祸的老百姓有两条路线，一是南下，二是西迁。西迁只要是向太行山和秦岭一带深山老林藏匿，现在太行山深处还发现一些在穷乡僻壤兴建的村落，村民出山入山，路险行难，象闯鬼门关，经过所谓百丈天梯，鬼愁悬崖等等许多天险才能进入村子。说到底，这些村民其实是躲避五代十国战乱逃难人的后代，因为中原一带兵连祸结，才不得不在这种穷山恶水中求生定居。

大多数藩镇割据对这些逃避战祸的难民都恨入骨髓，因为军阀们抢到地盘，难免要雇佣农民替他们耕田种地，军阀只有通过残酷剥削自己辖下的人民，才能弄到银子招兵买马，继续扩张。为了把农民牢牢栓在土地上，一些藩镇割据军阀制定严惩逃难人的制度，谁敢迁徙逃跑，诛杀九族，甚至连坐乡邻。当时有个叫李罕之的军阀，此人是黄巢余逆，占据怀、孟、晋、绛四州郡的时候，派兵守住入山的主要路口，凡是出来打柴挑水的人，一经逮住，立即杀无赦，一日盈尸数千，搞到百里之内不见炊烟。李罕之还气愤地咒骂道：“此类欲彰我恶劣，不杀难平心忿。”

而朱温作为宣武节度使据有山东、河南的时侯，为了对付逃兵逃民，发明“黥面”之计。这黥面就是象烙马印一样在逃难人的脸额烙上记号。第一次抓住逃难人一律烙上记号，表示这人是我治下的“牲口”，再次逃跑逮着立即砍头抛尸。其他军阀也不得收留这些脸额打上烙印的难民，否则惹毛朱温大佬，后果很严重，朱大佬说不定纠集一帮流氓过来把你砍成肉酱。

尽管逃跑被捉九死一生，人们还是挺而走险，不要命地往深山野岭乱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