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盛世清明 庆历新政（1/2）

在西北边疆，种世衡招抚羌人，筑城安边，并巧施离间计，除去西夏李元昊的心腹大将野利旺荣、遇乞兄弟，为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一时，英名远播。

谏官孙甫在庆历三年（1043）曾说：“今陕西兵官，惟种世衡、狄青、王信材勇，可战可受。”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种世衡评价极高，“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宋史种世衡传》论曰:“种氏自世衡立功清涧,抚循士卒,威动羌、夏。”

《续资治通鉴》里欧阳修言：“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

可见，狄青与种世衡为北宋在西北边疆抗击西夏的最重要的将领。

宋仁宗赵祯庆历三年（1043）春，范仲淹巡视边境时，得知环州所属羌族大都偷偷和夏国国主元昊相交通。由于鹿州判官种世衡为抵御西夏修筑延安东北二百里故地宽城，名青涧城，在羌族百姓中很有声望，范仲淹就奏请宋仁宗调种世衡做环州知州，来镇抚羌族。

羌族部落酋长牛奴讹，平时非常倔强，听说种世衡来了，竟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迎接。种世衡和他约定，第二天一定到他的帐幕去，慰劳部落百姓。这天晚上，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积雪足有三尺深。

种世衡的左右侍从说：“牛奴讹凶狠狡诈，难以信任，况且道路险阻，不易行走。”

种世衡说：“我正是以信义结交羌人，怎能错过约定的日期？”

于是，他冒着大雪前往。到达以后，牛奴讹大为吃惊，说：“我世世代代住在这个山上，汉人的官吏没有敢到这里来的，你一点都不疑心呀！”

于是率领全部落的人向种世衡行礼，全部落感动得口服心服。

从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宋太宗赵炅北伐至少都是三千万。

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急待稳定政局的宋仁宗赵祯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赵祯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