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 腐败的官场（1/2）

孔老夫子有句话：“苛政猛于虎”，这句话用于乾隆中后期的台湾很适宜，艰难的生存环境和官府的沉重剥削就是两座大山死死的压在了百

乾隆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是一个要面子的皇帝，平叛、征战和自身的铺张浪费将他老爹留下的满仓银子花个精光，在其统治的中后期满清帝国的财政成了头等的大事。

乾隆四十五年开始，六名军机大臣为阿桂、福隆安、梁国治、和珅、董诰、福长安，其中有户部背景的梁国治、和珅为户部尚书，董诰、福长安为户部侍郎，这是乾隆前期不曾出现的。说明在乾隆后期，财政问题已经取代军事问题，变成了满清的头等大事。

和珅迹之后，看准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又自诩明君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受到特别宠信，成为乾隆帝的惟一心腹和代理人。

其最出名的一项“演变”就是——议罪银。这是一个堪称“天才”的创新。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他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乾隆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要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乾隆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议罪银之外，还有对乾隆的“年贡”。这本很寻常，过年了嘛？各省敬献一些特产什么的也说得过去，可在和珅当权之后就变了样了。每年一次的“年贡”逐渐演变成了月月敬献的“月贡”，各地的督抚大员是变着花样的向乾隆“贿赂”。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除了这些只外，各地的地方官员之间的“礼尚往来”那才叫一个“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