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曾瑞龙的《经略幽燕》（2/2）

（1）所以，基层兵将的首要特性，就是要勇敢，有胆气。

（2）其次，要练习武艺。戚继光说：“你们既无躲身的法子，又不想学习武艺，不是与性命有仇的人、不是呆子，又是什么？”

先秦《孙子兵法》说：“兵无选锋，曰北。”

2、戚继光后来到北方统领十几万（约十六万）大军时，写下了《练兵实纪》，《练兵实纪·严节制》里说：“兵法的节制有二种情况。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势如风雨般快速，来不及由主将赏罚管理，只能由领头的人一语传呼命令，这种情况，没有通常的节制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就是临阵将领的节制。如果用数万之众，在堂堂原野之间，就要求法明令审，行动和停止都有规则，使得强者不能独自进击，弱者不能独自后退，整个大军静时如山岳般稳固、不可动摇，动时如江河般汹涌、不可阻遏，即使乱了还能回复完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组织完整、打不烂的军队击败敌人。所以，离开了节制必不能成强军。”

3、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里说：“哨官以上，弓马技艺，都是次要的，不能放在首要位置，但也必须有一项武艺，然后以此为保障，可以临阵当先。而且在平时教练时，必须知道一项武艺的长短处，才可以教人。能够遵从主将的命令，能忍受下面军士的抱怨，不贪图士卒的钱财，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略识文字，有上进心的，就大致可以担任千人之将了。”

4、由以上三点可知，基层的军事要求，就是勇敢武艺高，而遵守纪律是基本的军规，都是军事斗争的客观要求，是统一的，两者之间不是矛盾。曾瑞龙在“个人战斗”中说五代到宋的“好勇斗狠”，是与更上层次的矛盾，是一种“战略文化落差”，根本就是军事外行的话。而且他还举些骑兵将领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更是将骑兵指挥要求飘忽机动、果断触突、灵活进退的客观规律置之脑后。

（二）、在战术和战役组织上，前文已经大篇幅论述过，防守反击的原则是中国军队的客观理性选择，客观基础是地利、城池、军事优势、正确的战术选择，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此基础上，做到“势险节短”、“兵贵神速”。

曾瑞龙在“战略文化”概念中说五代到北宋的战术是“崇尚野战”、战役法是“先发制人、纵深突破”、崇尚“急促战役法”。本人已前文已经证明过，这是对古中国军事思想的曲解，历史事实也不支持他的观点。曾瑞龙根本就没弄懂军事史，举的例子更是自相矛盾，比如：

1、五代时王晏球的定州之战，并非曾瑞龙以为的“野战取向”（崇尚野战取向反映在近身肉搏）。

本剑客在《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里一开始就介绍过王晏球这一战，综合《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晏球的原部署是以城池为基地建立防御，曲阳之战是被逼迫的遭遇战。过程如下：

战役第一阶段：天成二年，王晏球被封“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带兵戍守满城（今保定西北），在定州东北面。定州王都遣人招诱北方的契丹，契丹主遣秃馁带万骑救援王都。晏球升任“北面行营招讨使”，他得报秃馁兵将要袭来，就留“宣徽南院使”张延朗屯守新乐城（定州西南），自率兵在望都城阻击契丹兵马，防止契丹军与王都军会合。（望都在满城西南，定州东北）

战役第二阶段：而契丹军从其它道路进入定州，与王都军合流，出其不意地击败南边新乐的张延朗军。张延朗大败，收拢剩下的部队，向新乐西北面的曲阳城进发，以求和王晏球军会合。王都率军乘胜追击。

战役第三阶段：王晏球率军从望都向西南方的曲阳撤退，行进到曲阳城东北的河边时（长星川），刚刚坐在马扎上，准备指麾军队渡河进入曲阳，而这时，王都和契丹联军就追杀（张延朗）到了。王晏球与左右十余人连发箭射击，才将王都军的前锋击退。这时，双方的后军都到了。王晏球战在高冈上（嘉山），命令诸将都收起弓矢、用格斗兵器，敢于回头看的人，斩。于是，符彦卿以左军从左攻，高行珪以右军从右攻，中军骑士抱着马项持剑冲入敌军。王都和契丹联军于是大败，从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达六十馀里（定州在曲阳东南）。王都与秃馁逃入定州城，不敢再出来。

战役第四阶段：契丹主又派遣“惕隐”特哩衮以七千骑增援王都。这时，天下大雨（地形、路况更不利骑兵），于是王晏球出军在唐河击败特哩衮军，追击至满城，斩首二千级，获马千匹。”

战役第五阶段：随后，王晏球进攻定州，长时间都不强攻。后唐明宗几次派人催促他快点破贼。王晏球认为不可急于攻击。他手下的偏将硃弘昭、张虔钊等人宣布道：“晏球害怕了！我们要执行皇帝的命令，攻城。”于是，他们驱兵进攻，结果，果然战败，死伤三千余人。于是，诸将不敢再说进攻。王晏球于是就让士卒休养恢复，用周围三州的赋税做粮饷，并把自己的俸禄私财都用来买牛肉酒菜，犒劳将士。围城日久，城中的王都军粮尽，于是先放出居民万余人，几次和契丹将秃馁商量突围逃走，但是没能成功。最后，王都的手下马让能献城投降，王都**而死。

（1）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王晏球无论从军事素养到临战指挥，都是持重的将领，并不崇尚“速决战”。曾瑞龙不详查整个战役的经过，轻浮武断地理解其战术战略，是一种“说书先生”的行为。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得清楚：“晏球为将有机略，善抚士卒。其击秃馁，既因败以为功，而诸将皆欲乘胜取都，晏球返，独不动，卒以持久弊之。”

《旧五代史》也说：“晏珠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飨士，日具饮馔，与将校筵宴，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战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以功授天平军节度使。”

以上都说明，中国古代兵法，以及举朝君王文臣最终认可佩服的兵家理念，都不是速决，也不好杀，更不是野战，而是“全胜”。

2、曾瑞龙举的阳城之战的例子，也是错误的。《资治通鉴》记载：

当时后晋军会集于定州，然后沿石家庄——保定一线向北收复满城、遂城，撤退到虎北口的耶律德光闻讯，率军八万骑反扑。

后晋军退守泰州。后晋军到泰州（保定市东北马庄）的第三天，契丹军前锋赶到。

契丹军前锋到的第二天，后晋军退守阳城（今保定市南的清苑县东壁阳城村）。契丹军前锋跟随。

第二天，契丹大军到达阳城。后晋军与之交战，击败契丹军，追击十余里，契丹逃过白沟而去。

前次契丹大军到阳城的第三天（即两天后），后晋军结陈向南撤退。契丹军又返回包围后晋军。后晋军诸部合力战斗，边打边走，当天，才走十余里，人马饥乏。

离开阳城的第二天，后晋军走到白团卫村，埋鹿角建营寨。契丹军布置几重包围圈，又派奇兵绕到寨后断粮道。这天晚上，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挖井，才挖到水，旁边的土就崩了，士卒取泥水，用布帛包起来绞出水，然后饮用；因为取水慢，人马都比较渴。

到了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风更大了。契丹主耶律德光坐在奚车中，命令手下道：“晋军都在这里了，应当全部歼灭他们，然后南取大梁！”于是他命令重甲骑兵下马，从营寨的四面拔鹿角进攻，准备步战肉搏进攻晋军，并且顺风纵火扬尘以助涨其声势。

后晋军军士都愤怒了，大呼道：“都招讨使为什么不用兵，难道要士卒们等死吗！”诸将也都请出战，杜重威说：“等风小一点，再看可不可以。”

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一旦打起来，双方都看不清对面有多少人、主力在哪里，所以用不了计谋，只有力斗者胜，这大风是天助我也。要是等风停了，敌人看清了，我们恐怕就被杀光了。”于是马上叫道：“诸军一起出击杀敌！”又对杜重威说道：“您善于防守，我就用中军决死冲锋罢！”

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集诸将问计，都说：“北虏得风势，等风向变了再交战比较稳妥。”张彦泽也这么认为。

诸将退下，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人药元福独自留下，对张彦泽说：“现在军中已经很饥渴，如果等风向变了，我们就都被俘虏了。敌人以为我们不能逆风作战，那我们就应该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这就是兵家诡道。”

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说：“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以身殉国！”于是和张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率领精骑兵出营寨西门反击契丹军，其他诸将跟随出击。（注意：东北风下，向西进攻是顺风！）

契丹军退却数百步。符彦卿等人对李守贞说：“接下来，是带队在营寨边来回扫荡防守？还是一直向前冲锋，以最终获胜为准？”

李守贞说：“战事进行到这里，怎么可以回马！正应该趁敌人败退，长驱取胜，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

于是符彦卿等人继续跃马冲锋追击。风更大了，吹起的沙尘，让天地如夜一般。符彦卿等人率领万余骑横冲直撞，杀入契丹军中，杀声震天。契丹军大败而走，如同山崩一样溃败，不复组织。

这时，李守贞也下令步兵拔出营寨边的鹿角，出去战斗。于是步骑联合冲锋，追击契丹败军二十余里。

契丹的重甲骑兵由于已经下马，仓皇之中不能重新上马，只有丢弃马匹和盔甲兵器。契丹散卒到了阳城东南的河边，才稍微恢复阵列。

这时，杜重威说：“贼已破胆，不能让他们重新集结列阵！”于是派精骑冲锋，把契丹军彻底打败。契丹败军都渡河而逃。

契丹主耶律德光乘坐奚车走十余里，见追兵快追上了，马上抢一头骆驼，骑着逃走。

诸将请求加急追击。杜重威说道曰：“和敌人打仗侥幸不死，还贪图那点敌人财物吗？”

李守贞说：“这两天人马都渴坏了，今天喝了个饱，脚都重，难以继续追击，不如全军而还。”于是后晋军撤退到定州。契丹主到了幽州，败兵才稍稍集中；以战败之罪，杖责酋长各数百人，只有赵延寿被免处罚。

（1）由《资治通鉴》的详细记载可以知道，自始至终，后晋军都是严格遵循保定——石家庄一线的以城池为基地、以西面太行山脉为依托、以发源于高山的诸水系为畔（保障饮水充足），进行防守反击的。作战方式主要是防守，加以短促反冲锋。可以看到，其反冲锋的距离，一个是十余里，一个是二十余里，正于本剑客在前面论述的数据相符！最长战斗时间控制在了一天内！

五、总结。

曾瑞龙既不虚心学习军事技战术和军事科学，又不认真分析古代战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轻浮放荡，借用外国人发明的一点词汇，不懂装懂，先立观点，乱套战例，胡说八道，其《经略幽燕》一书，根本就是浪费纸张，一文不值！

本剑客早在《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里就说过，宋朝以来的无行文人，因为贪图宋朝笼络他们的高官厚禄，昧着良心，拼命给宋朝文过饰非、吹捧拔高，其行为臭不可闻！

其实，明朝名将俞大猷的兵法师傅赵本学就评过：“宋朝皇帝和文人编的军阵，有正无奇，指挥系统混乱，只知被动防守，哪能不弱！”

赵本学是赵宋宗室后裔，即南宋初南下泉州的南外宗太祖赵匡胤系赵子先的直系子孙。他都能秉笔直书，笑死现在这群还给宋朝涂脂抹粉的无耻文人。

他们吹捧宋朝富裕，其实是苛捐杂税达到高峰。认真研究经济财税史的人都知道，要是明朝有宋朝搜刮百姓的本事、官商垄断，怎么会没钱灭后金？宋朝虚假的几个繁荣都市背后，是像现在环京津贫困带一样的惨状。

他们说宋朝缺马。可前面我举的战例中写明了，后晋军对八万契丹骑兵（还包括铁鹞子重甲骑兵），也就用万余骑兵冲锋决斗。历史上，北魏尔朱荣七千双马骑兵；唐太宗打天下，亲领也就一千玄甲精骑；后唐起家，七千骑兵，争河洛，不过万余，盛时三万五；后周到赵匡胤时，骑兵使用都少见几万。

《通典》唐朝李靖兵法，二万大军，马军四千，比例才五分之一，其数理即中央机动兵团。由此，十万步骑，骑兵才需要二万。即使高配，马三步七，足以保家卫国。宋朝凑不出吗？糊弄鬼呢！

文人喊着汉唐马多，可人家是远征漠北、中亚，你一个宋朝，防守反击、保卫中原的疆土，还喊马匹不足？

无能就是无能。从宋朝到今天，他们只会找借口！

注解1：

《汉书》记载西汉法家晁错《言兵事书》：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北宋初刑部尚书、幽州人宋琪在宋太宗雍熙三年第二次北伐时上书说：

“每契丹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眾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也。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眾，力彊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兵器及兵种配合，先秦《司马法》：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注解2：

《孙子兵法·地形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注解3：

西汉晁错《言兵事书》：“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

注解4：

《通典·兵典·李靖兵法》：“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拏手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

辄动。若步兵被贼蹙回，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援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趁，审知贼惊怖散乱，然可乘马追趁。其驻队不得辄动。……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从战锋等队过前奋击，违者斩。如其共贼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发用。”

《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四（上）》节选：

1、《汉书》载李陵阵：

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2、东汉段颎阵

《后汉书·皇甫张段》：“建宁元年春，颎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颎觽恐。颎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泪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觽皆应腾赴，颎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觽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3、《三国志》载鞠义阵：

英雄记曰：公孙瓚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瓚，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瓚步兵三万馀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馀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瓚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瓚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馀级。

以上三阵都有一个战法特点：

火力齐射打击，紧接着“主动”近战冲击。齐射的距离往往拖到很近，即“数十步”，要求的效果是挫伤敌人锐气、打乱敌方前锋阵型。近战的发起要紧接齐射的结束，要求要猛，能充分利用齐射的效果。

从以上三阵时间上说，一个是西汉武帝时，两个是东汉末年，且鞠义很可能曾是段颎等平羌将领的手下（前后相差三十余年），所以，军事上的传承性显而易见。

从三阵的兵种搭配说，李陵阵是纯步兵，有车营；段颎阵有轻骑兵（中国意义的轻骑兵仅指重量，仍可突击）；鞠义阵是纯步兵的“先登”部队，后面还有步兵主力，但骑兵远不如公孙瓒多是肯定的。

从地形上看：李陵阵是在山谷中；段颎阵在宁夏固原，是丘陵河谷地带，但当时可能平坦一些（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鞠义阵就是在河北平原了，即使界桥南二十里有丘陵，但看公孙瓒与袁绍两方布置的兵力都有几万人，公孙瓒还有上万骑兵，战场容量不会小。

到了唐朝，杜佑《通典》里保存的李靖兵法仍有这一战术的表现，最显眼的，就是弩手在二十（弓）步（约30米）弃弩，用陌刀棒与战锋队向前奋击。

并且，李靖还强调弩手弃下的弩由后面的“驻队”人收。通过以上的总结，很容易得出原因：抓紧时间反冲锋。

战场上的战机是稍纵即逝的，尤其是在古代远程兵器有效射程近的情况下，火力齐射打击造成敌人集团进攻队形的混乱时间，往往也就是几秒钟而已。所以一旦创造了机会，还要抓紧机会。

如戚继光所说：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实战篇》“申战彀。凡列阵，须一息而定，列时勿使敌见为妙。敌不知，则用暗令列阵；敌知，则用明令列阵。列毕，火器在先，抬阵而前。或寇来冲我，或列阵待我，挨到五十步内，火器听令齐发，只有一次。次看起火，各射火箭、弓箭，且行且射。兵士乘火烟如云，一齐拥进，须是飞走，勿乱队伍，蜂丛蚁附，如山崩，如墙堵，不可毫发迟疑，无有不胜。此非击杀之力，乃火烟之势，飞进之雄，夺其心目；径前交锋，彼自靡矣。兵法谓：“势险节短，始如处女，敌人开户；终如脱免，敌不及拒。”不其然乎？

注解5：

唐朝杜佑《通典·李靖兵法》：若其贼退，步趁不得过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马趁。审知贼退，撩乱惊怖，然可骑马逐北，仍与诸队齐进。其折冲、果毅，当斗之时，虽蹔下马，贼徒败退以后，即任骑马检校腾逐。

明朝戚继光《练兵实纪操车骑》：“任是如何厮杀，步兵不可去车三十步之外。车内喷筒火箭，此时俱出车，惊烧其马。俟贼败退，举变令炮一声，马阵高招急点，即点鼓，马兵由步兵队空内出前追贼。如操马兵战法，收回同。其车、马、步下杀手，照单操号令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