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再制寇 日本军医尽医道（2/2）

车夫哪里肯听，仍然一路狂奔。遇到弯道时，他不走弯道而抄近路，从野地里乱石窝里，水坑里直接拉过去。颠簸得我背上的疮剧烈痛疼，鼻子不住地流血。军医跑得汗流满面。又一次喊道：“你等一下。”

车夫停住脚步。军医上前道：“如果你这样不听劝说，病人出了问题，你要负完全责任。你们中国人已经警告过你，他们会找你算帐的。我已经累得跟不上你了。这样，我给开个条子。”说着，军医拿出一张纸，写了几句话后，递给车夫道：“如果你先到医院，就把这条子递进去，会有人出来的。我随后就到。”

车夫接过条子继续赶路，却小心多了。到许家棚医院门口，车夫把条子递了进去。很快，出来几名护士，见我血人一般，有人惊叫起来，一边扶我下车一边叽哩咕噜说着话。有人拿来一副担架，把我抬进了就诊室。打了急救针后，又把我抬进了病房。不一会儿，军医赶回了医院。

医院里很清静，除了几位受伤的日军伤势全愈后仍在这里疗养外，没别的病人。医生和护士们整日闲着，等待回国的命令。只有我来住院，他们才有事可做。

病房里，医生和护士们一阵忙碌。给我脱掉血衣，用湿毛由擦去身上的血主迹后，又用药棉擦遍全身，给我换上卫生衣。下午，护士们在那位军医的指导下，对我背上的十多个疮一一进行清洗，上药。打纱布包。

鼻血止住了，疮痛减轻了。睡在日军的病房里，他们之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按时给我送药，打针，给疮换药。按时送水，一日三餐，饭菜可口。

在住院治疗日子里，因为语言不通，没人和我说话。整日静静地睡在病床上，一会儿想起家乡，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家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会儿想起妈妈，妈妈，现在你的身体好吗？算来，孩儿离开家乡，离开妈妈已经六年多了。这些年来，你过得怎么样？我知道，你一定在惦念着儿子。儿子也一直在相念着妈妈，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曾记得，我在家时，你是多么地疼爱我，曾记得每当我生病时，你总是四处求医，恨不得把病痛放在自己身上而暗自落泪，曾记得，每当孩儿出行时，你总是暗自祈祷上帝保佑孩儿平安，几年来，儿子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死难而幸免。我知道，这些都离不了母亲的祈祷和期盼，一会又想起常德的翠英。翠英，你现在好吗？原谅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军中的事情由不了自己，一切都要听指挥，服从命令。唉，这部队生活何时才时个尽头？

一天，一名日军军官来医院视察，当他来到我的病房时，见我一人躺在病床上，由于不认识，他用日语问医护人员，意思好象是谁收留中**人在医院治病。

那名军医立正点头后，答：“是我同意他来的，他当时病得很重。”

那军官没有再说话。来到我的床前，用中国话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转动了一下身子答道：“92军21师的。”

军官略显不高兴，道：“你们21师收了我们的军火物资。不应该没收我们的粮食。弄得我们生活很苦。这样做，违背了国际公约法。我们要朝上汇报，揭露你们的事情。”

我本想反驳他：“你们日军本不应该侵略中国，你们先违背国际法。”可一想到自己病得那么重，日军的医护人员对我很友善，我受到日本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才使我的病一天天有了好转。便说：“这事我不知道，我是士兵，只能执行命令。”说完，我起身要走。

那军医拦住我道：“不行，你的病不完全好，你的疗程只少是一个星期。今天是第四天。再说，你的长官同意你在这里治疗一个星期。我们都要遵守这个时间，依你的话说，士兵只能执行命令。你说对吗？”

我无话可说，只好留下。

那军官也没再说话。他来医院不为别的事，可能是通知了医护人员们归国的日期。军官走后，医院里又忙碌起来，都在收拾各自的被包行李，医疗器材。

第五天，不知何故，62团也驻到了许家棚，医院附近。连长祝庆桢来医院看我问道：“怎么样了，朱世学，好些了没有？”

见连长来，我很惊喜，问道：“连长，你怎么来了？我好多了。”

祝庆桢道：“我们也搬到这里来了，就驻在这附近。我来看看你。”

我又一次要出院，道：“连长，你来了，我和你一起回去。”便叫嚷起来：“把我的军衣给我拿来，我要回去。”

那军医坚持道：“不行不行，你还有两天，才满一个疗程，你还没有全愈。”

我和祝庆桢都无可奈何，只好听从军医的意见。祝庆桢道：“那你就继续在这里治疗。嗯，这一点上，日本人是令人佩服的。”他说完，出了医院回连队去。其实，我的精神好多了，也能够四处走动。背上的疮虽然没有全好，但是已经基本没有疼痛了。

第七天早上，我正要喊叫“出院”。护士又送药来。又要打针。医生来说：“中国人，今天是最后一针，打完了，你就可以出院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几天来，只有他和我说话，我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却在默默地接受他的治疗。

中午，一名女护士把我的军衣送来放在床上。我见军衣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一阵高兴。正要换上，那护士递给我一张病历表，用中国话说：“你的可以出院了。”说完好转身出了病房。

我迅速脱下卫生衣，换上军衣，没有向任何人道谢和道别，大步出了医院，回到连队。首先去见连长祝庆桢。祝庆桢见我穿着干净的军衣，感叹道：“日本人干事真令人佩服。不光给你治病，还给你洗衣服。真不可思议，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侵略者。那个军医的医德和品德真是高尚。”

听祝庆桢这样说，我猛感到后悔和内疚起来，道：“嘿，给我治病这多天，每天送药端水，又送饭，我的军衣那么脏，给我洗得这么干净，我连一话也没和人家说过，更没说个谢字。”

祝庆桢笑道：“你也太不尽情理了。尽管是侵略者，侵略者中也有好人啦！如果他不来给你治病，来了后，不让你去住他们的医院。只给你治病，不给你洗衣服，难道我们还不依人家不成？你也太小家子气了。”

听了祝庆桢的话，我更加感到内疚和遗憾。当我下午又跑回医院准备弥补过失时，医院已经人去屋空了。

几十年后，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仍内疚于心。日本人虽然战败了，可他们对待一名生病的中**人能精心治疗，耐心护理，这一点，他们没有义务。他们能这样做，了不起。虽然他们在中国犯下了无数个滔天罪行，但能给我治病，作为礼节，我应当说声“谢谢”。特别是那位军医，对于治疗一名异国的军人，是那么执着，那么细心，那么负责任，实在令人钦佩。

却说我回到班里，发现我的行军包不见了。想起里面装着翠英送给我的黑布鞋，一阵焦急。翟一田让我去问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