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房玄龄的一生（1/2）

房玄龄，（578年～*9年），别名房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松），汉族，齐州临淄人（今山东淄博市）人，是中国唐朝时的开国宰相。

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卒于太宗贞观二十二年（*8年），名乔，原为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北齐官职，父亲房彦谦，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纲、柳或等，“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也十分敬重房彦廉的为人，经常与他“辞翰往来”，每当薛出差外地，都要途经彦谦处“留连数日，屑泪而别”。房彦谦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虽曾连任北齐和隋朝的中级地方官吏，但对魏、齐、周、隋之间的长期政治动乱，十分厌倦，所以在隋文帝代周以后，曾想“优游乡曲”，再也不出仕做官。被迫接受隋王朝的任命后，也决不阿谀权贵，对看不顺眼的事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曾经尖锐地向当时权重一时的宰相高颖和负责宫廷建筑的张衡提出：对吏治要严于管理，对“穷极侈丽”的建筑，要立刻停止，间接地也对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浪费民力提出谏劝。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指炀帝）性多忌刻，不听意见，唯行苛酷之政。别看现在天下尚安，必有危乱。”

房玄龄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颇传其父遗风。他自小爱好文学，*博览，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善诗能文，精通儒家经书，可以称得上当时的一位全才。房玄龄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和道德品质方面，都是封建时代的楷模。他政治上酷肖其父，也十分敏感。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国运长久），而青年的房玄龄却早看出不可克服的弊端和国家覆亡的征兆。一天，他对父亲说：隋朝本无功德，只不过欺骗百姓，现在又在皇位方面互相倾夺（指隋炀帝与其兄杨勇、弟杨谅之间争夺皇位之争），贵族们“竞相淫侈”。这样的王朝终归要矛盾百出，“内相诛夷”，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房彦谦见小小年纪的儿子竟然有这样一番超人的见识，不禁大为惊奇。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他的父亲长期卧病不起，他“绵历十旬”（绵延一百天），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他对继母也颇能尽孝，史称对继母“恭谨过人”，继母病了，请医生过门，“必迎拜垂泣”。继母病死，伤心到不思饮食、骨瘦如柴的程度。房玄龄的品德和文才受到了当时人的十分赞赏，主管人事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人评价他说：“我看人多了，从来未见到这样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为隋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离隰城距离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也是相当辛苦的。这当然也由于唐军大得民心的缘故。《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房玄龄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投奔李世民的。正好此时，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把他大力推荐给李世民。

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予以重用，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引为谋主。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左右手，跟随三十多年，李世民即皇帝位后，终成为唐太宗贞观一朝的贤相，闻名于后世。

秦府十余年

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参谋后，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他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比如，李世民在扫平诸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每打胜一处，众人都争着抢掠府库里的珍珠宝玩，而房玄龄唯独考虑怎样收揽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结成了一派很大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代隋称帝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房玄龄升任为秦王府记室，被封为临淄侯。他的工作更忙了，秦王府的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尤其是军事和政治文书，最后都要他圈定，不少文书要他亲自起草。他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就是说，有不少军事文书和上奏给唐高祖李渊的表章，是在马上即兴完成的，不用草稿而文采优美，且顺理成章。他如此才思敏捷，是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练就的。

唐王朝建立以后，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唐高祖的大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因为战功显赫，也给予特殊礼遇，加号“天策上将”，位在一切王公之上。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署官吏，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双方势力的同时增大，必然会由此引起政治上的斗争。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勋德尤盛”，产生了极大疑虑；而李世民不断树立私党，也加速了这种斗争的激化。事情终于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有一天，李世民从太子建成处宴饮而归，发现食物中毒，“心中暴痛，吐血数升”。这引起了秦王府的极大惊慌，大家感到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了，李世民积极召集谋士们准备对策。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谋士的角色。他早就胸有成竹，在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王世充时，曾和李世民一起，“微服”拜访过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王道士告诉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至少从此时起，房玄龄就已萌发了辅佐李世民做天下主的想法。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刻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说：“现在嫌隙已成，危机即发，大乱一起，必将危及整个国家的统治。”他建议“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亲社”，意即效法周公锄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和他的同党李元吉（李渊四子）的势力，这样才可以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长孙无忌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了房玄龄，和他进一步谋划进行宫廷政变的事宜。后来，杜如晦、高士廉，以及大将侯君集、尉迟敬德也都参加了密谋，形成为秦王府策划政变的核心。太子李建成知道了秦王府的密谋，对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特别忌恨，于是在唐高祖面前说了房、杜二人许多坏话，唐高祖偏听偏信，把房玄龄和杜如晦驱斥出秦王府。形势越来越紧张，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日夜劝说李世民先行下手，他们对李世民说：“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为了保住江山，应决心大义灭亲。如果再当机不断，便会坐受屠戮。”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在政变前夕，命令尉迟敬德将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土秘密召回秦王府，经过细致谋划，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武装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时被杀。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