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晚年（1/2）

大年三十早上，我对“红袖章”说：“过年了，能不能让儿女来与我见个面？”“红袖章”没有马上回答。我知道他权力有限，得请示顶头上司方可。过了两三个钟头，他屁颠屁颠地来了，大概年饭吃完了，而且喝了几杯老谷酒，脸上泛着红光。没等我开口询问，他哈了一口气，空气中散发出浓浓的酒精味：“打个电话回去。”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接通了木树大队部电话，一听是食堂保管员赵爹的声音，向对方说明了我的意思，对方很爽快答应一定办到。

午饭过后，陶陶提着个小包袱来了，看到站在牛棚前相望的我，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差点把我轰倒。哭声惊动了“棚友”，他们急忙过来，惊愕，怜悯，叹息，像哄三岁小孩那般哄着，劝着：“孩子，你妈不是好好的吗？别伤心、难过。”

陶陶抬起泪眼对他们说：“还好好的？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人也瘦了一圈。”扭转头，对我说：“他们太无人道了，我和哥哥来过几次，都被挡在门外不许见你，最恼火的是，连我们送的食品和纸条也不同意转交给你。”边说边哭，声泪俱下。我的心碎了，忍了忍没让泪水流出来，轻轻*她的头，拉着她一起进了窝棚。我说：“你爸和你哥都好吧？你哥怎么没来？”

她擦干泪水，用手掠了一下散乱的头发，道：“老爸从你揪出来之后，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晚上咳嗽得几厉害，还在不停地抽烟，我劝他别抽，甚至把烟藏起来，都没制止住。最近一段，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人瘦得像火柴杆，也不知他得的什么病，病一发时，总是用手按住腹部。”

我神情骤然紧张起来，忙打断她的话：“叫他赶紧看医生呀。”陶陶说：“哥和我催过多次，他总是不听，反到凶起我们来，说他是名医，自己的病还能不知道。”我说：“是不是因为手中缺钱才硬撑着不去医院，这样会误大事的。”陶陶停顿了几秒钟，说：“可能是这个原因，妈，你想队里粮食歉收，工分家肥值不了几个钱，年底决算我家还超支100多。这是其一。其二，上年爷爷去世，做坟墓花了一笔钱。其三，你的工资差不多半年扣着没发了。”

陶陶快言快语，给我受伤的心灵又蒙上一层阴影，我没再说什么，走到床边，揭开油渣子似的垫絮，翻开稻草，从床铺板上拿出一个塑料包，递给陶陶：“这是我的工资，除交伙食费、床铺费外，还剩19.8元，反正我这里用不着，拿去，给你爸治病。”

陶陶不安地看着我，说：“妈你也有病，而且不轻，还是留下给自己买药吧。”

孩子的心像绣花针那般细。我有意避开她的目光，又问道：“你哥的情况如何？你还没跟妈说呢。”

陶陶迟疑了好一阵，似乎有什么隐情想瞒着我，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才不得不如实说出来，她边说边流着泪：“我哥见年关已近，想弄点钱办年货，起早摸黑进山肩竹木送收购站，半月前的一天傍晚在回家途中，被毒蛇咬了，左腿肿得像个墙锤，老爸连夜采来草药为他敷了伤，十多天过去了还没全愈，上厕所还要撑拐棍。加上你和老爸的问题，他的心情一直很糟，无法释怀，总是低着头走路，埋着脸做人。”可怜的孩子！我不禁出一身冷汗，叹息着，哭泣着，只是全没了泪水。

但陶陶没有劝我，沉默了好一会之后说：“妈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哥被邻村张家看上了。张家见我哥举止儒雅，喝过墨水，身体也棒，干活是把好手，打算将他们的独生女嫁给他……”

我着急地问：“女方家境怎么样？那女孩好不好？你见过没有？你哥同不同意？你老爸看法如何？”

陶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拿出一张小一寸的黑白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女孩细眉毛瓜子脸，蛮清秀的，十八、九岁。不用问，这女孩是说给他哥的，陶陶想先听听我的意见。我说：“不错不错。”陶陶说：“妈你既然表了态，我就全都告诉你，就是这女孩，哥蛮喜欢她。她家贫农，家里有四间正房一间偏屋，养了2头猪，是邻村的冒尖户，她爸做砖匠，年纪跟你差不多，为人本份。我老爸平日和她爸挺熟的，见媒人一说，他说他没意见，由你定，不过……”陶陶欲言又止。

我说：“不过，怎么啦？吞吞吐吐的，你快说呀。”

情急之下，陶陶为难地说：“对方家长要招我哥为上门女婿，不然不答应这桩婚事。我哥很愿意去，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家庭对他的不利影响。”现实摆在这儿，能怨儿子吗？我想了想说：“只要立立日后过得好，也只能这样了。”

送走陶陶，我躺在冰凉的床上度过了悠长阴冷的除夕。我和方老师被关押的屋子，又来了新伙伴——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被“红袖章”称为“老”。据说她曾做过伪乡长的情妇，是这次深挖“黑三线”挖出来的。人真正活到不要脸的地步，怎么也能够活下来。她被揪出来才个把月，在一个村一个村巡回游斗之后，关到这里写交待。女人全不当一回事，她说，她没犯法，旧社会做情妇的不只她一人。坐在条桌旁的我，盯着她那张白皙而润滑的脸问：“最近听到什么重大新闻没有？”女人撩了撩被风吹乱的头发，说：“林秃子和他老婆儿子死了。”我一惊，连忙叫她莫乱讲。她淡淡一笑说：“这是旧闻了，早在9月13他们就摔死在蒙古草原上，中央半个月后才下文件，从中央到省到地区到县、区再到公社大队，从党内到党外，这样一级级传，传到我们这里，花了两个月。”“你听谁说的？”“我参加了会呀。”“什么会？”“批林批孔大会。我和那些算命的、看风水的、游手好闲的、雇过长工的、当过伪兵的人，一起站在台上挨批哩。”方老师对我说：“那‘马屁精’都死了，你就可以出去了。”我摇摇头，仍带着低沉的声调说：“恐怕没那么简单，人家要害你，还会抓其他的辫子，甚至编造出一大堆罪行来。”方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挪了挪屁股坐到我身边忧郁地说：“可能有人故意想害你，比方说，那两个学生揭发你，是有人在幕后指使。”

我说：“你分析得不错。那个叫石滚的男孩，跟我女儿闹了矛盾被他人利用。而那个叫芳芳的女老师，是我过去的学生，我一直待她好，可她用尽心思四处收集我的材料，一心想搞垮我，确实有她不可告人的目的。听说，我第一次被揪出来时，她就幸灾乐祸，说这下好了，又倒下一个公立老师，不知这公立指标落入谁手。说穿了，她想取我而代之。唉，不知日后她还会使出什么更坏的招数来。”方老师愤愤不平地骂道：“养的，得艺忘师，不得善终！”

听到“”两字，新来的伙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方老师见状才知自己失言，不好意思地勾下头。

暮春的傍晚，我抱了几件脏衣服去小河边洗，“红袖章”不远不近地看守着。撩起水刚搓几下，对面一位步履蹒珊的女人提着蓝子踏着石桥走过来。“干亲家母！”要不是女人先开口，我差点认不出来了。两年不见，她苍老多了。我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他干妈，去哪？”“看你呗。把我找得好苦，前几天去过你家，你家房门紧闭，后来看见了陶陶，陶陶才告诉了你的地方。”“他们父子三人都好吧？因管得严不许家属探望，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别难过，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再说，一个女人家再有本事，牛脚印里翻不了船。怕什么，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没等她继续说下去，“红袖章”走过来，喝道：“你是她什么人？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他干妈也不示弱：“是她亲戚，我儿子在县里当头。怎么啦，我俩拉拉家常也不行？”“红袖章”没吱声走开了。

我急切地问：“你大儿子还活着？几时回来的？这么多年没见面了，你怎么认得他的？”她神秘告诉我：“大儿子打那年走后，一直杳无音信，半月前他从县里下来一方面检查工作，一方面寻找久别的亲人。早几天，他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因为他生下时，左手腕处有个红色胎印，这是一个特殊记号，不为旁人所知。我们母子相认大哭了一场。”

无独有偶。就在大前天中午，我坐在门口晒太阳，猛然间，几个造反派头头陪着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从门前小路上经过，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中年男子好像老良青壮年时的模样，一身褪色的黄军装，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身旁插支驳壳枪。正在此刻他也看我一眼，四目相视，两三秒钟后，各自收回目光，我心里怦怦直跳，难道是他？旋急摇了摇头，不可能，大千世界，相像的人很多。他——福来早牺牲在战场上了。中年男子走几步，又扭头定定地看我一眼，才缓缓转身朝前走去。

我三下两下洗完衣服，领他干妈进屋里坐。敲门。方老师刚擦完身子，抽开门闩。我把她让进*大的地方坐下，细细说起来……方老师和那女人见里面太挤，抽身往隔壁屋里闲聊去了。他干妈掀开篮盖，里面露出几样食品：八个盐茶蛋，一碗回锅肉，一包蓝花萝卜。她拿起篮花萝卜喜孜孜地说：“这是儿子从湘北城里带来的，又辣又脆，味道不错，好下饭，也给你尝尝。”

我立马抓起一串萝卜往嘴里塞：“真棒！”

“儿子真有孝心，给我买了一身最时兴的的确凉衣，一把暖水瓶，一双长丝袜，还给他弟弟几十块钱。如今我已搬到镇上来住了，离这儿几近，我会常来看你的。”她顿了顿，笑道：“邻居都说，我晚年有福又多了个孝顺儿子，我说还不是托**的福。你看这真是，儿子一来，从没见过面的区社头头脑脑也都上我家来了，一个个握着儿子的手，叫他什么部长，有的还叫他什么县革委政工组长，我搞驼式不清，反正是县里的大官。”我心里五味杂李。

天完全黑下来，她干妈觉得是告辞的时候了，可是屁股还没出门，窝棚当头，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我和她干妈机警地站在房门边，侧耳谛听。

“死了人报丧，还不准吗？你们太没人性了！”是堂弟沙哑的声音，我心头一颤。

“反革命分子蹬了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白天死了白死了，夜里死了黑死了。”“红袖章”扯开粗嗓门在喊。

“反革命分子也是人，向他老婆说一声，没违法，犯不着推推搡搡嘛！告诉你，我家世代贫农，大儿子是复员军人，我怕什么怕！”堂弟手一拨大步蹬蹬冲了过来：“嫂，我哥他今天半下午……”他神情沮丧，脸色寡白，只说了半句话就噎住了。

“你哥得了什么病？怎么这样快就走了？”我泪水双流。

“今天中午他的病顶真了，连呼吸都困难，立立陶陶吓得直哭，连忙把我叫去，我二话没说，扎了担架和立立抬着往卫生院跑，刚走到半路，我哥他永远合上了眼。”

他干妈也在一旁落泪：“几时进葬？”堂弟一双通红的眼睛像是患了急性结膜炎，望着屋子里鬼火一般的电灯，说道：“大队连孝歌都不许唱，别说做道场了，今晚停放在家，明天清早上山。”

我伏在她干*肩头，嚎啕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棚友”，他们很快将我围住，心情都很沉重，垂着头，就象参加追悼会一样。方老师劝我：“想开一点，反正人已走了。”两名“红袖章”马上走过来，吆喝道：“走开，走开！不许聚众滋事！”众人仍立在原地。我央求道：“请让我回去与老公见上最后一面。”在场的人都说：“你们就准个假吧。”两个“红袖章”彼此看了一眼，没有吭声。突然，他俩身后冒出一个声音：“现在是非常时期，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上面派人下来督查，任何人不得离开一步，你们少说废话，赶快回棚里去！”

头头一句话，使我的诉求成了泡影。

气候一天天变热。我的日常行为呈现出心烦意乱和无所适从的状态。除劳动过堂和没完没了的写“罪已诏”外，剩下的空闲，我反反复复在字纸反面写着如下几个词语：老良走了……立立上门了……陶陶孤单了……一张纸涂得乱七八糟，撕碎。再抽出一张纸，下意识地继续写同样的字，然后再撕碎……自从老良走后，一个完整的家没了主心骨，散了架。想到我俩20多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甜蜜也有酸楚……一桩桩，一件件，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传遍我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根神经。想着，抽泣着，抽泣着，想着，我麻木地*了梦乡。夜半时分，突然被吱吱的老鼠爬梁声惊醒，我无法自控地捧住脑壳，大声地叫起来，声音长长的尖尖的，好像遭遇了抢劫，宣泄一通之后，才觉得心里舒畅了些。

这几天，屋子里热得难受，加上男人那边的尿？

这几天，屋子里热得难受，加上男人那边的尿膻味汗臭味，加上残留的牛粪味，经一阵阵熏风刮来，呛得我直打喷涕，呕吐不止，如果继续在这样的空气里生活下去，我会发疯的。同室的那女人象一头关久了的野兽，开始躁动起来，对巡逻的“红袖章”直嚷：“这鬼地方，我一刻也呆不下去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但死之前总得为我拣个幽静的太平间，好收尸呀！”许多人也沉不住气，发出同样的呼唤。不知“棚友”的抗议起了作用还是别的原因，第二天上午，黑红脸来说，区造反总部研究，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将关押在牛棚里的人一分为三：教育部门的原地不动，其他机关部门的去供销社废旧仓库，农村的回所在公社。房子腾出来了，方老师也搬到了隔壁，剩下我一人倒显得空落落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达到了慑人心魄的地步，人减少了，反而增加了看守，过去的两人一班，现在增至4人一班，一天3班，24小时全天候守卫。每天，象监狱提审犯人一样，半天审一人，晚上也不停止。每次审完的人从我门前经过，看上去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无异于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我是最后一个被提审的。

这天天刚擦黑，夜里死一般寂静。天上布满了星星，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亮，有的暗。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共同组成宇宙。鸟群般的热浪扑扇着大翅，从天而降，劫掠着小镇。我刚洗完澡，穿上衣服，连头发还没来得及晾干，粗旷的男高音震耳欲聋：“王羽新，同我们走！”

第六感官告诉我：“又该上审判席了。”于是顺手拿起一把蒲扇带上门。“什么也不要带！”“红袖章”喝道。我只好将蒲扇从门缝里塞进去。走在两个“红袖章”中间，低着头，过石桥，抄近路，朝区办公楼方向走。街道，绿树、房屋，所有的小镇风景变成了一份盛在烤箱里的熟食，只要望一眼，就会产生用公款赴宴后的感觉。从牛棚到区办公楼只有一箭之地。这是一座“大跃进”时期修建的二层楼房，建在小山上，可以俯瞰小镇全貌，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此刻它黑糊糊地静着。过去，我常来这里开会听报告什么的，因为公社和区都在一栋楼里办公，只是公社办公室设在一楼，区办公室设在二楼。白天，象是一台运转的机器，忙个不停，人来人往，挺热闹，但一到夜里，每间办公室房门紧闭，阴森森的，赶得出鬼来。审问的地方不像城里监狱那样森严，是区里一间新近腾出来的房子，门外挂了一块“专案组”的牌子。上了楼我脚步越走越慢，越走越沉，终于停下来，不料却在“专案组”门口被一个挎手枪的年轻人拦住了。

他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两个“红袖章”立马回答：“送提审人。”

我才注意到这挎手枪的年轻人，身着军装，很陌生，大概是部队首长的警卫员。我早就听说省地县*红色*的头头脑脑由当地驻军首长担任，他干妈在武装部工作的大儿子不就在地方上任职吗？还听说，城里的机关学校和街道都有部队上的人进驻，叫“军宣队”，他们的权力大得很。

挎手枪的年轻人说：“里面有人在提审，你们站到那边走廊上等一下。”不一会，“专案组”的门开了，门开处跌跌撞撞走出一个人来，借着屋子里射出的灯光，我看清了这人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几个月不见，他像换了一个人，五十不到，已显得很苍老，头发竟花白了，乱蓬蓬的。兴许是最近“挖穴寻蛇打”寻出来的“黑三线”分子。多善良的一个人，想不到他也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立刻他被送我来的两个“红袖章”带走，与我擦身而过时，他用失神的眼光望了我一眼，摇摇头，缓缓地下了楼。随之，我被挎手枪的年轻人带进屋里。

审问我的是个剃光头的三十左右男子，区起风雷战斗队队长，因为他姓林，人称“林秃子，”我与他打过好几次交道，深知此人的“厉害”。审问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逼我交待刺穿“三面红旗”的动机，保存伪毕业证书的企图以及其他新的犯罪事实。

我昂起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对面灰白色的墙壁。

“你说呀！是什么动机？什么企图？为什么这么做？”

我沉默不语。目光转到墙壁中央贴着**题字：“实事求是”四个龙飞龙舞的草书上。

“林秃子”霍地站起来，一脚踩在椅子上，拍着桌子嚷道：“每次揭发批判你，你总是横眉冷对，一言不发，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告诉你，别打错了算盘，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交待，也可以定你的罪！”他抓起杯子咕咚喝了一口凉茶，抹了一把下巴，见我仍闭着嘴，一声不吭，甚至嘴角还露出一丝冷笑。他恼羞成怒了，拍了拍堆在桌上厚厚的卷宗骂道：“老，这么长时间，你交待了什么？全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避重就轻，什么贯彻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啦，什么向学生灌输孔孟之道啦等等，全是空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根本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

见他出言不逊，我以一种少有的勇气反问他：“谁是？我当了，你拿证据来！”“你敢犟嘴！反了不成！”他咆哮起来，顺手抓起卷宗，冲到我面前，朝我头上一扳，我只觉头皮生痛，眼冒金星，咬紧牙，坐直了身子，嘴角又露出一丝冷笑。对“牛鬼蛇神”的逼供讯在当时司空见惯，不值得一提。问题是我受不得冤枉背不了黑锅，更经受不住他们对我人格的侮辱。

这时，从隔壁屋里走来一位牛高马大的军官，和善的国字脸，浓黑的眉毛，T型身材。我觉出此人有些眼熟，却又忘记在哪里见过，对，就在他干妈来的前几天见过，还有更久以前。那军官凑上前，轻轻拽了一下“林秃子”的衣襟。“林秃子”便随他走到一边，两人低声嘀咕了几句，“林秃子”垂着眼皮轻声地说：“这婆娘太不老实了。”军官扳着脸说：“我来亲自审她！”“林秃子”还要说什么，军官却挥了挥手，像轰苍蝇似的将他轰走了。

军官捡起散落在桌上地下的卷宗，然后坐在桌子后面，用严肃也还和气的声音问：“你是不是叫王羽新？原籍南方S城？毕业于S城一中？”我望了他一眼，没吱声，心想：我的这些基本情况巷宗里全都记载着，作为办案人哪能不清楚？还用问吗？但一听口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地道纯正的S城话。

“你想讲就讲，不想讲就不讲，随你。”他和缓地说。我埋下头，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柔和地停留在我脸上，然后听到他很轻的一声叹息。沉默了一会，他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接过一看：这是我一直带在身边保存，几年前才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的，我两眼死死盯住照片，看了一阵，才颤颤地自语道：“可他已死了。”我发现自己的手心已出满了汗。

“不，他没有死。”军官坚定地说。

“你骗人，福来他，他25年前死在华北战场上了，登了报，他父亲还去看了的。”我望着窗外芳芳的月亮，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军官陷入了沉默，仿佛把他拽回流逝的岁月，他显得很激动，深沉地说：“解放战争中，福来在华北战场遭遇了一场恶战，他带领的连队损失惨重，尸横遍野，但他有幸逃脱，临走时将自己身上的军装脱下复盖在与身材相似的三排长尸体上，便匆匆投奔了解放军，因他军校毕业，又年轻，被首长尝识，加上后来几次战斗中，作战勇敢，屡屡获胜，便受到嘉实和重用，三年连升*，由团部作战参谋提拔为参谋长，团长，解放那年调到省军区。为寻找亲人，去年冬天他要求调到湘北县人武部工作，并在县革委兼职。这次，也是为了了却他多年的心愿，主动下到这里。”他起身踱到门外，向警卫员摆摆手，小警卫知趣地走开了。然后他掩上门，倒了两杯茶，一杯递给我，一杯自己端着，却没喝，微微一笑，说：“至于登报嘛，那个年代报刊广播哪句话是真的？纯粹是出于服务政治巩固*的需要，以假乱真，蒙骗老百姓的，你也相信？”

我喝了一口茶，紧张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沉默片刻，说：“既然他还活，而且活得那样潇洒，为什么不对她昔日的恋人写信？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不寻找？”我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眼睛转向空旷*的窗外，提高声调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未免太没良心了吧？叫可怜的女子苦苦守了3年寡，思念了他半辈子，受了多少苦和累，如今竟落到如此境地，他知道吗？”说着，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便六神无主了，顿了顿，很快作出反应：凑近我，伸出手来搭在我肩上背上轻轻*：“鸽，我就是福来呀。我，我怎么会忘记你呢？那些年给你写过好多信，可因为内战邮路不通，全被退回去，从此失去了与你的联系，解放后我还专程去S城找你，但已人去楼空，连跟你关系密切的向晓宇她们也没法找到，所以根本不知道你的去向，想不到今天才见到你。”他扭过头去，擦了擦湿润的眼眶，颤颤地从内衣口袋掏出几封皱巴巴的信给我，我忧郁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发黄的信封，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邮戳，写着我的名字，我哆嗦着双手，随便抽出其中一封，拆开封口，拿出一张红条条信纸，整版蝇头小字跃入我的眼帘：“鸽，千山万水隔不断我对你的情思，连天炮火切不断对你的惦念……落款，爱你的福来。”我回味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小楼里捉迷藏的游戏，课堂上幽默诙谐的漫画，大酒店里的舞会，机场上的吻别，吉普车中初尝禁果，回味起来，无不充满柔情密意。但我猛地想起了什么，忙从他手里抽回身子，扭过头，以问时间为名，握住他的左手，将他手上的表带往上一推，腕部上的红色胎印*出来。“真的是福来！”已确信无疑了。我不能自制，眼泪湿透了福来递过来的手绢。在女人面前已经不再陌生和紧张的福来，一把抱住了我。我这个年龄这种经历的女人也已不再矜持，伏在他肩头，耸动着双肩，悲喜、爱恨交织在一起，任开闸的泪水倾泻。

正在这时，我冥冥中觉得有人往我脑壳胸口上重重地击了几下，两眼发直，口吐白沫，身子摇晃起来，支撑不住，然后就像截木头似地倒在地上。福来一时慌了神，忙将我身子平放在地板上，解开有碍呼吸的衣服领扣和*，伸手摸了摸我的胸口，发现心脏还在跳动，才稍微放了心，于是他跪在我大腿的两侧，面向我头部，张开双手，平放在我两侧*下面，用力向前方下压，然后放松，如此反复进行了几次，我似觉胸口不再疼痛了，但喉管里有一团粘糊糊的东西塞着，透不过气来。他便两手支着地板，轻轻地伏在我身上，*贴着*，使劲将我里面的浓痰吸出来，我粗粗吁了一口气，艰难地睁开双眼，看了一下面前的男人。他复蹲下为我扣好钮扣，系好*，扶我坐起来，我仍觉头重脚轻，全身瘫软，他旋急朝门外喊道：“警卫员！警卫员！”小伙子上气不接下气跑过来：“报告部长，有何吩咐？”他指了我一下，手一挥：“赶紧送区卫生院！”

区卫生院离这里不远，很快就到了。这时已是深夜，警卫员找来值班医生，为我作了过细检查。查明为中暑和重感冒，需要隔离，将我安排在单人病房，护士立刻为我打点滴，福来在一旁守着，到了下半夜他才心事重重地离开。离开之前，他叫警卫员交了住院费，并很领导地对护士手一挥：“跟你们领导说，好生关照病人，病好之后还让她在这儿静养一段时间。”护士连忙点头。福来深情地瞄了我一眼，眼里有泪漾着，走了。

我躺在病床上，侧过头，看着福来走远。我这样的身份的人住这么高级病房，让我尴尬。但这里从院长到医生护士都知道我是带警卫的首长亲自送来的病号，自然不同寻常，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医生不时为我测体温，量血压，语气很温和，很平易近人，连德高望重的老院长也亲自坐在床沿为我号脉，都让我感动。从牛棚到医院，仿佛从地狱到了天堂。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病一天天好起来。没有了无休止的批斗，没有了凶神恶煞般的谩骂，不写那烦人的“罪已治”。几天下来，身体胖了一些，人也变得白白净净的。但脑子里始终没有闲着，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可能闲着。我的问题何时才能结案？案情究竟多大？会不会像方老师那样的下场——往县上监狱送？我愕然，不知所措。

她干妈是天黑时分敲门的。响声不大，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是一直在盼着敲门声的。她的到来，我既高兴又感动，高兴的是有人陪伴我聊天，拉家常，感动的是，她大把年纪了，还摸黑跑来看我，给我孤独的心，以温暖和慰籍。屋子里很闷热，我推开窗户，夜风徐徐吹进来。她详细询问了我病情之后，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我立即意识到她有难言之隐，不好说出来。我忐忑不安地说：“我俩是亲家，是患难姐妹，情同手足，再大的事你也不能瞒我，快说吧。”

她情急之下将我一双儿女的近况说了：“我真不放心那一双孩子，前几天，我去了你家。老良死时欠了债，立立托人把房子卖了，剩下的钱，兄妹各分了一半。立立入赘张家，做了上门女婿，我特地跑到张家，见到了他，小俩口相处不错，我把你目前的处境讲给他听，叫他来看看你，他却说，他不见，要与你划清界线……”

“房子卖了，那陶陶住哪里？你知道吗？”我听了一愣，连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