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决定中国命运的辩论（2/2）

许乃济，字叔舟，号青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出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进士。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后边的称号可不是我给的，那是伟大的马克思先生在他老人家所著的《鸦片贸易史》里给予的。

事实上许乃济也确实很有名，至少在当时是颇有名声的，因为他和他的五个堂兄弟都考中了进士，先后进入翰林院，被人借用北宋扈蒙所说的“五凤齐飞入翰林”来赞扬他们。至于是不是能被称为政治家，那就见仁见智吧。

在这里我补充几句，“弛禁论”的观点，并不是许乃济最先提出来的。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广东的一些士绅和文人就已经开始倡导鸦片弛禁了，还特意写了一些关于弛禁鸦片利大于弊的文章公开发表，并且向广东司法监察机关的主管领导，广东按察使进行游说。

当时担任广东按察使的就是许乃济。他看过这些文章后如获至宝，随即推荐给了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贡。卢坤等官员们对禁烟早已经彻底丧失信心了，所以看到这些文章后佩服的无可无不可（见而心折）。立刻将这些文章整理归纳成《粤士私议》，作为一封奏章的附奏，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上疏给道光皇帝。

奏章的大意是：

先表示目前禁烟的形势进展的非常困难（骤难挽回），然后针对广东士绅们所写的文章作了客观的分析，最后表示，这些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其说均不无所见），不过违背了当前的禁烟法令（与禁令有违），应该是行不通的（窒碍难行）。

这不都是废话吗。你明知道行不通还报告给皇上，这不是没事找骂吗。

卢大人当然不是找骂，他也是左右为难给逼出来的。虽然他对禁烟实在没辙了，但是多年的政治经验提醒他，如果大张旗鼓的提出来不禁鸦片，这黑锅又太大了。所以就想出了一招投石问路，看看道光皇帝对弛禁主张的看法。

卢总督精，道光也不傻。看完这道模凌两可的奏章，也没骂他，理都没理，直接就压箱底了。

根本就不表态。

这么大的黑锅你这个做臣子的不背，却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背，想什么呢。

道光这招不置可否，经验丰富的卢大人也就不说话了。

领导们都消停了，许乃济却来劲了。

通过道光对这道奏书的态度，许乃济断定皇帝他老人家动心了，虽然皇帝没有表示赞同，但也没公开反对呀。于是，许大人发扬了刻苦钻研的精神，针对鸦片弛禁的主张，做了深刻而又细致的分析。终于在两年后，向领导提交了这份总结报告。

从这奏章出炉到现在，对它们的争议就一直存在。

有骂的。

说这个办法是扩大鸦片祸害，不顾人民死活和民族危亡的，彻头彻尾的卖国言论。

有夸的。

认为如果清政府不拘泥于祖先的教条，明令按许大人的建议办，不仅国库能够得到充盈，而且鸦片泛滥的势头是可以逐步抑制住的。

我对这两篇奏章的评价就四个字：

饮鸩止渴。

增加进口鸦片关税，限定只能以货易货。可能会增加税收，防止白银外流。但鸦片是毒品，不是烟草。一旦开禁，其结果就是毒品更加的泛滥。

当时大清国的总人口大约是四亿人左右，至于鸦片吸食者的人数，很多书上记载不一。我觉得比较靠谱的说法是200万到400万人。具体点说就是每一两百个人里，就有一个抽大烟的。如果当时真把进口鸦片的口子打开，甚至推广内地种植。那瘾君子的数量必然会成倍的增长。也许后来“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的外号，就改成“东亚毒夫”了。

不过对许乃济的奏疏也别太上纲上线，因为当时世界各国对鸦片的态度毕竟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很多西方国家也确实是把鸦片当做药品的，当然在那些国家里也有吸食鸦片的，也让政府头疼，只不过没有大清国这么严重而已。

但是许大人您连最基本的普通烟草和毒品之间的区别都没搞清楚，就敢妄言鼓吹开禁鸦片，确实有点冒失。另外单凭那句“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就真应该被唾沫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