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新斯巴达”强兵之路（2/2）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土匪横行，社会崩溃的局面就发生了改观。1935年，朝鲜人李斗山由广州踏上去往广西梧州海关的筏板，开始其为期四个月的桂省之行，到达此行第一站梧州后，李斗山“第一个印象便是满街满巷都军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之外，都穿着灰sè的、黑sè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sè或黑sè的帽子－－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p＞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让抗rì志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许并不知晓，眼前的见闻和此前外界对于“新的广西”诸种传说，正是新桂系集团在若干理念和纲领指导下，大力推行新民团制度的结果。

从1930年9月颁布《广西民团组织暂行条例》始，至1938年颁布《广西省民团规程》，新民团制度在广西省全面推行开来。广西全境被分为12个民团区，各区内选择战略要地设立指挥行营，总部设在南宁，由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在县一级，设立县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而县以下，村街设民团后备队，乡镇设民团后备队大队，区设民团后备队联队。民团的各级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负责人均为一人兼职。从上到下，形成网络状组织，十分严密。这样就有效保证了军令的迅速下达与执行。

新民团制度的特点不仅在于组织严密有效，还在于它废弃了旧有的团兵雇佣制，而改为义务制。这是因为雇佣兵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新桂系强制要求广西境内18岁至45岁男子均有被征为团兵的义务，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民团训练，“任何人均不能规避”，广西rì常生活状态下的居民，大部分卷入民团的网络之中，这就宣告了广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则时人rì记传神地描绘了这幅图景：“人们在广西旅行，早晨到处可听到喊口号及军事cāo演，进入广西等于进了一所大兵营。”

新桂系集团如此看重民团建设，是因为办好民团对他们来说是一举数得的事情：既可以深入控制乡村基层，清除匪患，又可以扩充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军费。更为重要的是，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以民团之力量，而推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是也。”

武化教育

1932年，时年8岁的钟文典还在蒙山县读小学，钟家是蒙山县的大户，经营着两间分别叫做“怡兴隆”和“正昌隆”的杂货铺。店员们轮流被抽调去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只是利用早晚时间cāo练，并不需要脱产，“大家都对民团的cāo练非常感兴趣，争着要去。”＜／p＞

钟教授解释道：“那个时候，李、白、黄他们的口号非常得人心，所以办民团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再加上国难当头，大家的爱国热情全被激发出来了。”由于军训需要穿着统一的军服，当时他的祖父甚至出钱为店员们订做军服，以表示对民团的支持。

广西民团的训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政治训练，此外还包括识字训练，新桂系集团尤其重视政治与文化训练。

黄旭初说：“我们的民团……是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民团已不仅仅是维持乡村治安的工具，更成为“推动广西各方面建设事业之一种社会力量。”于是，在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之外，广西民团训练项目还包括农业技术、中国及世界大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三mín zhǔ义、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

不难想象这股涉及全省、声势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时代风cháo，在那些历经战火劫难、几近绝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涤荡起怎样的波澜与热情。钟文典清晰记得，包括自家店员在内的壮丁们在蒙山县的公共体育场进行cāo练，他时常跑到那里去看，而前去观看的普通民众非常多，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与此同时，民众便也受到了熏陶与教育”，钟教授说。在他看来，人心受到的鼓舞与希望，在那样一个时代，尤为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