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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在中国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将眼光向西北延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天地对于关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国地理梯级地势的特征非常明显。自东往西，地势渐高。关中往西，又可分为几个层次，地势更是一级比一级高。关中西面是陇山高地，陇山以西，有陇西地区，历史上或称陇右，自陇西由渭水河谷下关中、由西汉水河谷下汉中，由白龙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势。
陇西再往西，祁连山以北、黄河以西，有河西地区，大体包括今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南，还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势都高于陇西；在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还有西域，即今天的xīn jiāng天山南北。
关中西北的这种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也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yù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yù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yù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一）关中西北高地与关陇军事局势
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
这一带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关中腹地的几条主要河流如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于这里，而呈向心状汇流至关中平原腹地。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区与关中腹地之间的通道。经历代经营，形成一些军事重镇，比较重要的有庆阳、平凉、固原、泾州（今泾川）、陇西、天水、陇州（今陇县）。这些军事重镇一方面在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对关中的压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关中局势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响。
庆阳、平凉、固原地处泾水流域上游黄土高原，从这里经泾水河谷下趋关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汉至宋、明，这里一直是抵御关中西北少数民族进犯的重地。西汉时，这里俱属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关中的安定系于此地。《读史方舆纪要》称庆阳“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夫庆阳有jǐng，而邠宁以南，祸切剥肤矣，形援可或缓哉！”[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陕西六]称平凉“山川险阻，控扼边陲，屹为要会。”[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陕西七]称泾州“山川环带，水陆流通。岭北有事，州实为孔道。“[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陕西七]在群雄争夺关中的过程中，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州和天水夹陇山东、西两侧而立，控扼沿渭水河谷穿越陇山之路。陇山本是关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种势力自陇西东逼关中，则关中形势不利，所以陇州和天水对于陇山形势的控制意义重大。《读史方舆纪要》称陇州“扼陇底之险，控秦、凤之冲，为关中重镇。”[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陕西四]称天水“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屹为重镇。虞允文曰：关中，大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
陇山以西，陇西（今陇西市）为一大重心。陇西在秦汉时为陇西郡，明代为巩昌府。《读史方舆纪要》称其“翼蔽秦陇，控扼羌戎。盖其地山谷纠纷，川原回绕，其俗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国也。诚于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今武都）、成（成县），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兰州）、会（今会宁），而河、湟之要领举。巩昌非无事之地也。夫yù保关中，先固陇右；yù固陇右，巩昌岂非都会之所哉！”[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
关中的正北方向，其防护的屏障有两重，自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西接宁夏，东界黄河而接山西，此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区而阻黄河，此为第二重。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即秦汉时的上郡地区。秦、汉抗御匈奴、北宋抗御西夏、明抗御鞑靼，这里都是防卫重地。
上面是关中西北外围地理形势的大致情况。这一带均为高原山地地形，地势高峻，为关陇军事重心，对于关中的安全、关陇军事局势的控制意义重大。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王莽败亡后，先是绿林军拥更始帝入长安。刘秀在河北建立政权后，正值赤眉军西行入关，刘秀派邓禹分麾下jīng兵，西争关中。
邓禹进入关中后，未采诸将“径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引兵转略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说：“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rì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注：《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邓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长安外围，利用关中西北高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屯粮养兵，蓄jīng养锐，且暂避赤眉军新胜之锋锐，观其后弊，待时机成熟，再乘势取长安，略定关中。邓禹以此一度占领长安。后来，赤眉军无粮，yù西犯陇上时，被隗嚣在陇坻（今陇县）击还。赤眉军无法在关中立足，出关后在宜阳被刘秀击降，东汉遂定关中。
汉建武六年（30年），刘秀初步扫平东方群雄，兴兵西讨，以图陇、蜀。这时陇西的隗嚣己背汉自立，其部将王元东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扼守陇山险要，以拒汉军。东汉诸将仰攻陇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陇分守关中各重镇，改取守势。次年，东汉将领来歙潜师袭据陇西战略要点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隗嚣随即率军全力反扑，来争略阳，攻打数月，未能成功；汉军这才透入陇上。不久，汉军又攻克陇上重镇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并与河西窦融的军队会师，隗嚣军溃败，关陇局势遂定。从这场战事的前后两个阶段看，陇山险要的控制实为关键。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隋唐经营范阳（今běi jīng）、平卢（今河北卢龙），明代经营宣府（今河北宣化）、蓟镇（今天津蓟县），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三契丹和战]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běi jīng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xìng有关。河北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接地带，农耕经济的汉族与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从事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不同。当河北为塞外游牧民族所控制时，其战争策源地在塞外；而当河北为汉人政权所控制时，经济上则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供给。当然，无论是汉族还是塞外游牧民族，当他们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国xìng的政权时，其经济上的供给则都须倚仗东南地区。元代重开大运河，还经营海运，就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明、清两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确不如现在，而且，河北东南部在历史上频遭黄河溃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经济却自有特sè。司马迁曾描述过西汉时的四大经济区，其中，河北南部处于他所概括的山东经济区内，河北北部则处于司马迁所概括的“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多鱼、盐、漆、丝、声sè”，并称河北南部重心邯郸“亦漳（漳水）、河（黄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当时巨富郭纵即邯郸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辈也是原赵国人，“用铁冶富”。“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经济为主；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这实际上是在中原与塞外、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交互贸易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条件。这种经济特sè与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据四角之地而兴起的政权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立足河北的政权，其社会基础也跟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
前面说过，建立于河北的政权，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于塞北的游牧民族。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jīng于骑shè，个个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方式都宜于征战。那些能够入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惯于征战的天xìng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至少在军事上是中原汉人所难与争锋的。
他们建立的政权入据中原之后，往往又会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是否成功，常常决定着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否长久。
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于河北地区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自战国时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碰撞频繁的地带，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shè，河北jīng兵，为天下雄。西汉初，陈豨将赴河北，韩信yù结陈豨以反汉，遂向陈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jīng兵处也。”[注：《史记》卷九十二淮yīn侯列传]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政权自立，耿渰（无水旁？）、吴汉发渔阳、上谷铁骑以佐刘秀，渔阳、上谷铁骑乃汉军jīng锐。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风，据班固记载，赵、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蓟一带“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注：《汉书》卷十八地理志下]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河北南部诸郡“人xìng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北部诸郡“人xìng劲悍，习于戎马。”并称：“自古自勇侠者，皆推幽、并。”[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
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势。拥此地理形势，妥善经营，足可争衡天下。战国七雄中，赵为东方军事强国。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当数赵国。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为基础，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东汉末，袁绍割据河北，成为曹cāo在北方的最大劲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先后建立过六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后赵、魏（冉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杨坚谋伐北周，尉迟迥据河北起兵反对。“安史之乱”起自河北，历时八年，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末藩镇割据，河北藩镇称雄天下，最为嚣张，故前代史家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历代州域形势六]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饮马黄河，震动中原。也就是从那时起，辽、金、元先后入据河北，定都běi jīng（或作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强藩，坐镇北平（今běi jīng），抵御蒙古残余势力。“靖难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迁都běi jīng，外御蒙古，内制中原。满清入主中原后，亦定都běi jīng。běi jīng作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经中原而移至河北。辽、金、元、明、清几代均以běi jīng为都（或陪都），元、明、清为全国xìng政权，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动，自有历史自身演变的逻辑。若单就地理形势上来说，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确切地说，自唐以后，经济重心在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自隋唐时起，江南的富裕已为天下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元代重开大运河，并为明、清两代所因循，都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北方。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飞刍挽粟”、逆行西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转输线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河北为急。自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一带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河北方面国防压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围山脉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权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对河北的经营不由其不重视。
这样，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种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格局。这种格局以明代为最典型。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这两条长线在běi jīng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京杭运河线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作为全国xìng的政权，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它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入主中原，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连系起来，这种连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后燕受北魏侵逼，残余势力即退回辽东，建立北燕；辽和金受到的则是塞外新兴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时，大臣中犹有重返辽东故地之议；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北；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某种心态的流露。
二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běi jīng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直隶二]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běi jīng作为都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běi jīng。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中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直隶五]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直隶四]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xìng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xìng意义。
前燕攻后赵，中山（今定州）一战最具决定xìng意义；北魏攻后燕，常山（今正定）一战最具决定xìng意义。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真定、河间、中山号为河北三镇。金人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北宋在失燕云险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镇，北守三关，西连太原而阻雁门，尚可勉强维持其国防线；舍弃三镇，则北骑疾驱，可以直抵黄河而临汴梁。
与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太原。太原不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陉将太原盆地与河北中部地区连通起来。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两侧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一方，只要顺利穿越井陉，便可进入对方腹地，而收执其中枢之效。相对而言，井陉对于河北的重要xìng有过于对于山西的重要xìng。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却较易。
秦攻赵都邯郸，王翦便率秦军由井陉东下。楚汉战争时，韩信入山西后，灭魏、平代，然后由井陉东出，破赵、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伐后燕，以一军出居庸关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晋阳（太原）东出井陉，击降常山。“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多次向井陉东出，打击叛军后路。朱温与李克用相争，井陉是双方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陉进攻山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均曾由井陉作辅助xìng进攻，配合由滏口进兵的主力部队。
河北南部的重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迁。大体上讲，战国秦汉时期在邯郸，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唐、宋时期在邢台、大名。《读史方舆纪要》称邯郸“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称邺城：“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彰德府]称邢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称大名“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直隶七]重心虽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凭藉的地利却大体相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脉，南阻卫、漳等大河，是为河北面向中原的门户。
与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长治盆地。长治盆地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要据点。从长治东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滏口。滏口为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山岭高深，为太行山南端险隘。
当河北政权的重心位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控制对河北的意义尤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断太行道，切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长平之战后，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为rì后东下太行两路夹击赵都邯郸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六国时，前燕立都邺城，西恃太行山为其屏障，壶关是其在太行山西侧的重镇。面对前泰的压力，前燕大臣们提醒燕主加强壶关方面的守备，燕主未从；王猛伐前燕，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又在潞川击破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北魏末，葛荣合并河北多支义军，围攻北魏相州（即邺城）。尔朱荣率军自晋阳前往镇压，他迅速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葛荣猝不及防，被尔朱荣击破。北周灭北齐，也是先击破北齐在山西的军事据点，然后自滏口东下，攻破齐都邺城。这几起战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来敌消灭河北南部的政权（或势力）而告终，尤其是象赵、前燕、北齐这样的政权，立都于河北南部，长治盆地正俯临其地，因此，发生在长治地区的战役都产生了决定xìng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