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楼落座时，正逢台上报幕，接下来的节目是由高二（2）班苏沁晗表演，高二（1）班黎棠演奏的舞蹈节目《云雀之歌》。
随着幕布拉开，刺目的灯光打下来，蒋楼看见黎棠坐在舞台侧边的钢琴前，穿一身礼服，腰背挺直，白皙修长的手指落在黑白色的琴键上，轻轻按下去，便有动听的音乐飘向场馆上空，一视同仁地飘进每个观众的耳朵里。
恍惚间，记忆飘回九年前的冬天。
父亲去世的三年后，十岁的蒋楼只身一人坐上前往首都的火车。
没买票，混上去的。彼时的叙城火车站还没翻修，管理不严，他去窗口买火车票被以“让你家大人来买”拒绝后，便看准前往首都的火车班次入站口，在检票时跟在一个拎着大号行李包的叔叔后面混了进去。
叙城离首都约有两千公里，去往首都的班次不多，蒋楼登上的是一列k开头的火车，要经过二十八站才到首都，总行程三十五个小时。
车上所有位置都坐满，走道里也站着许多人。蒋楼站在两节列车的交界处，堆放行李的位置，列车员查票经过，他远远地瞧见，就躲进洗手间。如果洗手间有人，他就假装在走道里行走，被问到“小朋友你的家人呢”，他就往身后一指：“在那边。我去给他们买方便面。”
列车员不疑有他，只感慨这孩子真懂事，都会照顾家人了。
待列车员走远，蒋楼返回原位席地而坐，和他一起蹲在洗手间附近的大叔向他搭话：“小朋友离家出走呢？”
蒋楼年纪虽小，却十分机敏，时刻记得从小爸爸教过他的，出门在外要小心陌生人，不要让他们知道自己落单。
他抿了抿唇，严肃道：“不是离家出走，我去找妈妈。她会在出站口等我，我和她约好了。”
年末交通繁忙，火车在路上几度停下给动车让路，好在紧赶慢赶，只延迟一个小时便抵达首都。
下车时蒋楼两腿肿胀，身上也散发着在封闭车厢里浸泡出来的难闻气味。
他在火车站的公共洗手间用冷水洗了个头，冲了把脸。顺着出站口标识走到室外，被一股扑面而来的风吹得猛地打了个摆子。
那风刺骨凛冽，眨眼间便把蒋楼的湿发冻成一根根冰碴。
这也是蒋楼唯一的失算。来之前他做了万全的准备，摔破攒了好几年的存钱罐，把里面的硬币在小卖部兑成纸钞，塞进书包的最里面的夹层；还带了几包方便面和一瓶水，作为在两天一夜在车上的口粮；还带上了他的学生证，万一在首都迷了路，他可以告诉警察他是叙城三小的学生，不是没有家的流浪汉。
只是他还没有学过地理，不知道首都比叙城温度低那么多。
却又萌生出莫名的期待，蒋楼拢了拢被洗得不再饱满的棉服衣襟，心想不知道首都会不会像电视里那样，下鹅毛那么大的雪。
他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里找到了公用电话，三块钱可以打五分钟。
拨通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时，蒋楼吞咽一口唾沫。
是紧张的，哪怕他打的是亲生母亲的电话。
绵长的四声“嘟——”之后，电话被接通。
那头传来轻柔悦耳的女声：“喂，找哪位？”
蒋楼顿了一下，才说：“我是蒋楼。”
他本想喊妈妈，可是不习惯，话到嘴边出不了口，只好自报家门，然后告诉她：“我到首都了，在火车站。”
约莫半小时后，张昭月赶到。
她从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座下来，穿着看上去很暖和的长款羊绒大衣，脚下是擦得很亮的皮靴。
她和三年前并无分别，许是养尊处优的关系，岁月并未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只是她的神情看起来全无喜悦，让蒋楼轻易察觉到自己并不受欢迎。
明明当年在叙城的家里，第一次见面时，张昭月还抱了他，说她很想他。
在蒋楼面前停住，张昭月伸出手，却在停在半空，然后收了回去。
细细打量过他后，张昭月刻意地别开视线，问：“你怎么会有家里的电话？”
蒋楼敏锐地抓住了“家”这个字眼。
他觉得奇怪，叙城西边山脚下的那个才是他们的家，怎么首都的号码，会是妈妈家里的电话？
他还是先回答妈妈的问题：“那个小孩告诉我的。”
三年前，蒋楼七岁，有个五岁的小孩哭着跑到他家里，说要找妈妈。小孩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还留下了自己家的座机号码。
后来张昭月抱着小孩离开，蒋楼听见小孩也喊她“妈妈”。
张昭月似是叹了一口气：“出什么事了吗？”
蒋楼摇头。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蒋楼本想把三好学生奖状拿给她看，想了想，觉得这不足以让人动摇，便从书包里拿出一包东西：“我在家里找到的。”
那是一个厚实的塑封袋，上面的磨损昭示着里面的东西年代久远。当张昭月从里面拿出几封盖了邮戳的书信，和两本绿色封皮的离婚证时，眼圈立刻红了。
最后，袋子里掉出一个金属圈，张昭月蹲下将它捡起，是一枚银色素戒，他们的结婚戒指，这是属于她的那一枚，另一枚一直戴在蒋楼父亲的手上，致死都没有摘下来。
首都寒冬的傍晚，火车站旁的小商店外，三十四岁的张昭月把脸埋进臂弯，肩膀颤抖，呜咽出声。
而十岁的蒋楼不知所措地站在她面前，想安慰她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抬起手又不敢去触碰她。
算上这次，他和他的妈妈也仅有两面之缘，实在谈不上熟悉。
因此也没有说出心里话，比如送东西是借口，他只是想来看看妈妈。
比如他一直想问，那个名叫黎棠的小孩，是我的弟弟吗？
蒋楼就这样站着，默默地陪着妈妈。
父亲去世之后他已经哭过很多次，经常是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第二天眼睛都睁不开。
他曾在姑姑家住过一段时间。姑姑起先还会可怜他，会给他留一碗粥当早餐，可时间久了，看见他只会厌烦：“说多少遍人死了就没了，哭也没用。不如心疼心疼活着的人，少吃点饭，快点长大，就当报答我对你的养恩。”
后来蒋楼离开姑姑家，是因为有一天他在门外，听到姑姑在和谁通话：“小崽子爹妈当年离婚的时候，他妈妈就把抚养费一次性付清了……本来就不多，你也知道小孩就是吞金兽，养他到现在都花不少了，落到我手上的连按揭个房子都不够，要不是看在他爹名下还有房子的份上……等到小崽子念完初中，就送他去深市打工，听说那边很多厂招流水线工人，包吃包住，一个月能寄回家两千块。”
父亲从小就不断告诫他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像他妈妈一样考上高中，再去念大学，离开叙城，去更大的城市，去看外面广阔的世界。
他不能辜负父亲的期盼，所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念完初中就去打工，他要上学。
所以蒋楼把眼泪收起。况且福利院里多的是天生残缺的孩子，随处都能听到哭声。
他怕被赶走，每天吃得很少，拼命学习。他以为只要他足够努力，赢过所有人，妈妈就会回到叙城，和他生活在一起。
毕竟他们有“十年之约”。
然而蒋楼等来的，不是张昭月牵住他的手。
穿着西装的司机从驾驶座上下来，对张昭月说：“少爷的钢琴课结束了，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
蒋楼猜到他口中的“少爷”是谁，警惕地看着张昭月，唯恐她就这样走了。
并在张昭月擦干眼泪站起来的时候，抓住她的衣摆。
低头，看见蒋楼正仰着脸望着自己，张昭月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表情。
“回去吧。”她说，“以后不要再来了，也别再给我打电话。”
然而蒋楼并不懂她为何悲伤，他只想要妈妈，拉着她的衣摆不肯松开：“爸爸说，你不会不要我们的，他说你会在我十岁的时候回来。”
蒋楼没有错过张昭月脸上一闪而过的挣扎，可是依然被掰开手指，被迫松开了那柔软的衣摆。
张昭月转身，留给他一个决绝的背影：“我没有和他这样约定过。”
“回去吧，就当没有我这个妈妈。”
第二次见面仍是仓促短暂，短暂到蒋楼来不及告诉张昭月，他已经从姑姑家搬走，福利院也只是向他提供帮助，容他暂住。
可回去的路还是那么长。
长到足够让十岁的蒋楼想明白，自己是被抛弃了。
因为妈妈已经有了别的小孩，所以不要他了。
他没有那个小孩重要。他赢不过那个小孩。
从首都回到叙城后没多久，蒋楼和几个初中生打架，被花盆砸中头颅，左耳受伤失聪。彼时正在英语学习的启蒙阶段，两度手术失败让他一蹶不振，不得已办理休学。
再次去首都是一年后。
姑姑给过一笔手术费后，就声称剩余的抚养费已经用完。后来是福利机构筹集善款帮他配了一只助听器，他重新回到学校，一切似乎都在好转。
而他去首都，不是心怀幻想要把妈妈找回来，而是想知道，在他被打得满脸是血，几乎不省人事时，他的妈妈，那个将他生下来的女人，在做什么。
蒋楼记得，那个来过他家的小孩，说过自己在跟少年宫的老师学钢琴。
抵达首都后，蒋楼便直接去了少年宫。
路线是向当地人问来的，下公交车后还走了一段冤枉路。抵达少年宫门口时，是星期天的下午三点，门口张灯结彩庆祝跨年，布告栏上贴了今天文艺汇演的节目单。
进门时，门卫大爷问他是不是也来参加文艺汇演，蒋楼说自己是观众，大爷就给他指路：“顺着人行道一直往前走，能看到一个圆顶的建筑，那就是礼堂，可以直接进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