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活字和套版印刷（1/2）

明代是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两种技艺和雕版印刷术一样，都是中国人的发明。

据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活字印刷术是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由“布衣”毕昇发明的。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农学家王桢制成木活字，并制成转轮排字架，使用活字排版更为简便、迅捷。并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之后。宋、元两代，用泥、木活字印过一些书，如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潭州用“胶泥铜版”印其自著《玉堂杂记》；元大德二年（1298年）王桢用木活字印其纂修的《旌德县志》；至治二年（1322年）用活字版印《大学衍义》等，但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

明代活字印本，弘治后渐兴，早期鲜见记闻。所用活字，分木制和金属制二种。关于木活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8226;经籍会通》中说：“今世yù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龚显曾亦云：“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其实“大盛”云云，也只是相对而言。据张秀民先生在《明代的活字印刷》一文统计，现今可考的木活字本不过一百余种，而明本传世数以万计。可以说木活字印刷术自北宋年间发明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尝试和予以改进，却从未得到认真的推广和普及。

现存最早的明代木活字印本为弘治年间排印的《鶡冠子》一书，版心下刊署“碧云馆活字板”字样，原为清马裕家藏本，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由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呈，或云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即是受此本启发而成，因而在明代木活字本中极享盛誉。其他见于著录的尚有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著《冶城真寓存稿》，嘉靖间嘉定徐兆稷印其父徐学谟撰《世庙识余录》、万历十四年崧斋印《唐诗类苑》、万历间建阳游榕排印的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庐陵陈嘉谟念初堂排印的《函史》、丽泽堂印《璧水群英待问会元》、海虞黄美中校印王世贞《凤洲笔记》等。他如宋刘宰《漫塘刘先生文集》等前贤遗著，以及明劳堪《柴桑问答》、桑悦《思玄集》、曹佺《诗经质疑》、魏国道《历代史书大全》等大量明人著述，也都有活字印本。云南也用木活字印刷了钱塘人陈善所撰《黔南类编》，可见木活字的运用，在地域上还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明末开始用木活字排印《邸报》，即如顾炎武在《rì知录》中所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抄写。”邸报也者，朝廷官报也，最需准确快捷。唐、宋时称“邸钞”，至明末用活字排印，正是取活字可任意组合，方便、迅捷的优点。

明代木活字版以私刻为多，官刻除邸报外，惟藩府本有之。如蜀藩朱让栩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印宋苏辙著《栾城集》，益藩万历二年（1574年）印元谢应芳《辨惑编》和《辨惑续编》等。此外或言晚明江浙一带大族有用木活字排印家谱者，但传世极稀，笔者亦未见。

相比于木活字而言，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更显成就斐然，其中尤以铜活字、锡活字使用最多。关于铜活字的起源，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提到五代有“天福铜板”。据张秀民等前辈学人论证，因其为整块铜板，与活字无关。又《梦林玄解》载宋孙奭《圆萝秘册》叙，有“镌金刷渚，敬公四海”句；清孙从添《藏书记事》称宋代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所记皆语焉不详，又有主观臆断之嫌，不足凭信。

此外，张秀民先生在论及铜活字源流时，举元人黄溍《智延和尚塔铭》中“三岁将镂铜为板以传”句，诘之曰“辞义含混，意义不明”，就很难令人同意了。此论后亦为戴南海、施延镛诸先生辗转引用，故笔者以为有必要作一点辨证。

所谓“智延和尚塔铭”，即应是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一载《荣禄大夫司空大都广寿禅寺住持长老佛心普慧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的缩写。《塔铭》云：“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必赐坐，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刊三藏，将镂铜板以传后。”引文无“三岁”两字，可能系所据版本不同所致。另考以《补续高僧传》卷一《法桢传》：“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冶铜为板，而文多舛误，诏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校，师与湛堂，西谷五人为总督。”两书所记为一事，即元英宗在位时，有梓行铜版大藏经之议。其中“镂铜板”三字，很值得玩味。一部大藏经，至少也需十余万块版，以木雕镂，尚需数年或十余年始毕全功，古代所刊大藏经莫不如是。全用整块铜版，即使以国家之力，亦非易事，“三岁”而成，更不可能。故这里所说的“铜板”，实应为铜活字版。可惜的是，关于这部大藏经，再无其他资料可考，是否付梓，亦难断定。另据王桢《造活字印书法》所记：“近世又铸铜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盥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是元代亦有锡活字。不过因工艺尚不过关，未能推广。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书，以弘治、正德、嘉靖间较盛。名声最著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珵的尚古斋、华坚的兰雪堂以及安国桂坡馆诸家。

中国活字印书起源虽早，但在传世的汉文金属活字印本中，即以华燧会通馆排印之书为最早。据明代学者、无锡人邵宝撰《容chūn堂集#8226;会通华君传》载：“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所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辩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採以质焉。或广坐通衢，高诵不辍。既而为铜板锡字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人遂以会通称。”可见，这是一位熟谙校雠之学并颇为自负的印书家。

华燧生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卒于正德八年（1513年）。他在《会通馆印正容斋随笔序》中自诩：“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很有些天降印书大任于斯人的气概。他用金属活字印行的书，今可考者有弘治三年（1490年）印宋赵汝愚编《宋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弘治五年印《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各四十卷，弘治八年印宋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又印《辑补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正德元年（1506年）印《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辨证》十卷，这时他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其间还印有宋人潘自牧编辑的类书《记纂渊海》、宋人左圭编的大型类书《百川学海》以及华燧自撰的《会通馆集九经韵览》、《十七史节要》等。若总而计之，共有十五种之多。在明代的活字本印书家中，就数量而言是最多的。

华珵是华燧的叔伯，字汝德，号尚古。《无锡县志》称其：“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jīng密，每得秘书，不数rì而印本出矣。”弘治十五年（1502年），他用金属活字印行了《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坚为华燧之侄，华镜为华坚之子，兰雪堂排印的金属活字本，就数量而言少逊于会通馆而多于尚古斋，较著名的本子有正德八年（1513年）印的《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名录》二卷，正德九年印的《玉台新咏》十卷、正德十年印唐欧阳询编纂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目录后有“乙亥冬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刊记，同年又印汉蔡邕《蔡中郎集》十卷，《外传》一卷，正德十一年印汉董仲舒撰《chūn秋繁露》十七卷等。

嘉靖初，安国继华氏而起，成为无锡最重要的活字印书家。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木活字本《胶山安氏宗谱》载：安国字民泰，明无锡胶山人，为无锡巨富，人称“安百万”。xìng喜梅花，在宅旁植株两里余，自号桂坡。家藏图书甚富，闻人有奇书，不惜重金购之以充邺架。所刊活字本有：嘉靖二年（15年）印《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嘉靖三年印《吴中水利通志》、嘉靖十年印类书《初学记》三十卷，以及《重校西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石田诗集》十卷诸本。另清初钱谦益《chūn秋繁露》跋称：“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说明安国所印之书，在校勘上还是颇为jīng细的。

无锡活字本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北宋初年李昉等奉敕修的类书《太平御览》。隆庆间，闽人饶世仁、游廷珪等在无锡制字始印，方印成十之一二即辍，活字亦被常熟周光宙、周堂父子，无锡顾肖岩、秦虹川等购得，直至万历二年（1574），三家复汇聚各存活字，仍聘用游、饶续印，版心题：“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部”。《太平御览》是一部卷数达一千的宏篇巨制，得以用活字排印，足以说明当时活字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个本子在《太平御览》的流通、刊印史上也zhan有重要地位，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歙县鲍崇城所印汇校刊本，游氏本即为主要的校勘底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