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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

唐zhèng fǔ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zì yóu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zhèng fǔ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rì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推行均田制与赋役制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zhan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租佃契约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sè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xìng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zì yóu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农业的发展

唐zhèng fǔ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zhèng fǔ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官营和私营手工业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zhōng yāng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纺织业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jīng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jīng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瓷器

在唐代，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sè来”之句，把越瓷的jīng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sè彩鲜艳，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商业的繁荣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zhōng yāng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rì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水陆交通

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běi jīng），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rì。”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zhèng fǔ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后期的政治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从表面上看它是繁荣的。但实际上，社会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终于导致了一场大祸乱──安史之乱的爆发。

开元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的唐玄宗，开始不愿过问政事，只想安逸享乐。744年，他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sè自娱，大肆挥霍，生活糜烂。

在玄宗后期，政治的腐朽，造就了许多无耻政客。如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jiān邪佞人。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要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兄长，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府兵制度的瓦解

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由于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原先规定戍边和出征实行三年一轮换制，但以后士兵服役的年限rì益延长。边将们对待士兵极其残酷，他们为了侵吞士兵携带的财物，强迫他们白天服苦役，夜间住地牢，折磨致死。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境况也极差。他们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甚至被卫佐借给豪家当奴仆。以上种种原因，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这样，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因此唐zhèng fǔ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募兵制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唐初就存在着募兵制，以后随着府兵制的逐渐破坏，募兵制rì益盛行。到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所代替。镇守京师的武力号称长从宿卫，后又改名骑。戍守边防的士兵称健儿，因为长期服役，故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的军队主要有团结兵，亦称团练。大致说来，骑、健儿和团结兵的军器、衣粮都由zhèng fǔ发给，长期服兵役，他们是属于雇佣xìng质的职业兵。在府兵制推行时，地方兵分散，zhōng yāng掌握重兵，府兵制破坏以后，zhōng yāng虽有骑，但不堪一击。在内地州县，团结兵的装备差，数量也少，同样处于虚弱状态。当时的jīng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

711年（景云二年），睿宗始设节度使，以后逐渐推广。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治龟兹城，xīn jiāng库车）、北庭（治北庭都护府，xīn jiāng吉木萨尔北）、河西（治凉州，甘肃武威）、朔方（治灵州，宁夏灵武西南）、河东（治太原府，山西太原市）、范阳（治幽州，běi jīng市）、平卢（治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陇右（治鄯州，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四川成都市）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广东广州市）。

各地的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把本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抓到手里，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安史之乱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杂胡。他因为残酷地镇压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长期从事民族掠夺战争的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到长安，在宫廷和官场活动中，对唐zhèng fǔ的**、虚弱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灭唐的异志。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他到长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欢，赐名为思明。在安禄山叛乱以前，史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

在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后，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755年（天宝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十五万人，南下攻唐。唐玄宗因为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

当叛乱的战鼓惊破唐宫的《霓裳羽衣曲》后，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但唐朝新招来的士兵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劲旅，安禄山渡过黄河后，连败唐军，一路攻陷断陈留、荥阳（河南荥阳）、洛阳，直抵潼关。756年（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虽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因是临时凑集来的，缺乏战斗力。但玄宗和杨国忠对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逼其出兵。结果，哥舒翰在灵宝被安史军打败，全军覆没，哥舒翰也做了俘虏。同年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玄宗在长安陷落前，仓惶出逃。到马嵬坡（陕西兴平西），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杨国忠，又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在灵武即帝位，即肃宗。安史集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它却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内部矛盾重重。坐镇洛阳的安禄山恣行暴虐，众叛亲离，757年初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帝位后，史思明屯驻范阳，拥有重兵，不听调遣。

757年chūn，唐朝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陆续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又向回纥借兵四千人，肃宗以其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一举收复长安。在此前后，河北、河南的地方官和军队也在进行着长期而激烈的战斗。既极大地打击了叛军的后方，又保障了江淮供应物资路线的安全。江汉和江淮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结局有重大影响。

759年（乾元二年），史思明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上元二年），史思明大败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乘胜向长安进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后，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没有力量再向唐朝发动进攻。

762年（宝应元年），唐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杀张皇后，肃宗受惊而死。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帝位，即代宗。

代宗调集各路兵马，又向回纥借到一部分军队，以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率军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失地。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叛将见他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763年（广德元年）初，史朝义在唐军打击下，穷促自杀。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唐朝的削弱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民族斗争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sāo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zhōng yāng力量越来越削弱。这一切都说明，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zhōng yāng。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zhōng yāng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jīng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四镇之乱”

唐zhōng yāng和藩镇之间的斗争，在德宗时期有所谓“四镇之乱”。781年（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乱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淮西之乱

至唐宪宗时期，又和藩镇势力进行了一场大争斗。814年（元和九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元和十二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zhōng yāng。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zhōng yāng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820年（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宦官擅权

唐初，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这种情况，到玄宗时才发生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其中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玄宗怠于政事，凡四方进奏文表，先让高力士审阅，小事由高力士处理，大事才由自己裁决。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肃宗时用权阉李辅国掌禁兵。德宗时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权阉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皇帝和朝臣因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都极为不满。宦官不属士流，他们往往引进大量工商杂类来堵塞仕途，这更使朝官们十分恼火。因此，当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经常爆发反宦官集团的斗争。“永贞革新”

在顺宗时期，发生了“二王八司马”的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即所谓“永贞革新”。

805年（永贞元年），唐顺宗即帝位时已得了中风病，口不能言，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十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等首先从革除弊政入手。废除了宦官进行掠夺的“宫市”和五坊小使，接着下令停止地方官对皇帝的各种名目进贡。又停止征收“诸sè榷税”。

为了铲除宦官专权的根子，王叔文选拔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宦官集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在宦官的反对下，这一重要措施未能贯彻下去。“二王八司马”事件

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yīn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纷纷向朝廷上表，称顺宗久病，应当让皇太子监国，积极赞助俱文珍。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伾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