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论道，出发（1/2）

第344章 论道，出发

“明初洪武四年，天下文职官吏不过5480员。”

“武职官数也不过28000员。”

“到了明代中期，数倍扩张。”

“明代后期，光常熟一个县的吏员就达到5900人，实际人数超编制一百倍。”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皇权专制制度，皇帝想掌握一切，官僚系统是皇权专制的延伸。”

“传统王朝承平日久，通常会出现经济恢复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局面，就像股安高速扩张的过程。”

“人多起来了，念头也多了啊，生活好了，大家的想法也不止局限于吃饱饭这么简单了。”

“而明代皇帝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是鼓励民间组织自我管理，他的选择是自己来管。”

“人人而疑之，事事而治之。”

“皇帝的时间不够用了，只能通过增加直属机构，增加官吏，把方方面面都管起来，以防社会动荡。”

“这，就是一种扁平化，人太多了，事太多了，扁平不了，皇帝就增加政令，派人严格按照他的政令执行、监督。”

“科条文薄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

“规章制度太多，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结果往往是病上加病。”

“官僚系统注定不断膨胀，皇帝要裁撤，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而这恰恰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帝国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它会尽一切可能倾向于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即得利益只能增不能减，于是出现了明代后期官员的急速膨胀。”

“实际上连盛世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北宋仁宗皇帝赵祯命令御史中丞尉杜衍裁撤三司，结果500多个吏员跑到宰相府闹事，而后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扔瓦块石头抗议，而后朝廷虽「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但裁员也被迫中止了。”

陈学兵听到这里，干咳一声。

“我一个公司而已，我也挺放权的，不至于吧？”

武捷思似笑非笑。

“我听阚总说你要筹建一个智库？我想知道，这个智库，是你自己的决策机构呢，还是集团的决策机构呢.还是既帮你出主意，也帮你监督集团的决策机构？如果这个决策机构权力越来越大，你需不需要另一个决策机构来确保这个机构的正确性？”

陈学兵后背有点冒凉风。

我特么.难道真想当皇帝？

武捷思摇头，悠悠笑道：

“探索了四百年的公司制度已经够简洁了，你不能只放权不简政，简政，就是把成熟的制度利用起来，你要智囊团，就把你的总公司架构从控股平台向战略管控中心转型，这就是现成的智囊团。

“扁平化的核心在于减少管理层级，加速决策响应，提升运营效率，但当扩张导致新增区域公司或复杂层级，扁平化优势就不存在，你的公司目前就是这么复杂，有些项目本来需要通过多业务线和分区域布局，你这套管理反而会让分公司心存顾虑，不敢扩张，怕违背了你的逻辑。”

陈学兵陷入了思考。

有吗？

应该还没有吧？

武捷思又补充道：“我猜测你的集团总裁工作起来可能比较艰难，他会时常陷入犹豫，不知道有些事应不应该管，手里也没有人来帮你管，你应该问问他的意见。”

陈学兵沉默了几秒，想起自己把蔡志坚带来的管理团队都外派到不同的业务上去了，有什么事也通过阚治东来交流转达。

他让蔡志坚组建智库，却忽略了蔡志坚本身就是他的智库。

“我打算单独组建智库，是想让整个集团既能借助香港的财务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又能保持大陆公司的战略性思考，不能完全的制度化，目光要长远，做决策要直接有效。”

他说完诉求，目光炯炯道：“武总既然有一番思考，有没有兴趣来股安，实践你的想法？华为耗费巨资向ibm学习制度，创建《华为基本法》，才有了「市场驱动」的基因，而我们这样的公司，也应该有一部自己的基本法，我想，向西方企业学习恐怕是不行的，要把政策性思想和市场化决策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系统总结和阐述，让员工了解我们的企业价值观，我想让你来牵头做这件事，并且担任我们的集团副总，参与集团决策，加入的条件，你开。”

他一直把公司管理视为头等大事，并且认为股安这样的公司发展绝不能照本宣科。

长期以来他有很多决定不能跟下面解释，导致大家很迷茫，归根究底还是他的管理能力还局限在前世的水平，习惯通过“管好几个人”来管好公司。

他试图改变，但也只是把能力较低的兄弟伙们换成了一帮高级经理而已。

他能明显地感觉一旦自己离开岗位一段时间，集团发展就会陷入迷茫与停滞，自己的属下和华为的几大虎将那种目标明确、锐意进取的感觉完全不同。

而且这样的管理会导致谁更能领悟自己的意思谁就更容易当高管，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极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

他手下未必没有更强的人才，只是可能被自己的局限思维埋没了，前世无名无分的人在他面前根本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一种桎梏。

有些改变，是真的到时间了。

“陈总，你能想到这些，已经足以证明你是个优秀的领导者，不过我感觉你焦虑过甚，华为管理制度的出现我有一些了解，是因为他们发展太快，吸收的团体太杂，主义林立，思想多元，任证非担心公司被短期利益控制，反而失去了核心竞争力，你的公司却不然，主张非常单一，我和卢总、阚总交谈下来，都认为你是个科技狂人，可我今天和你谈话，看到了一些宏愿，爱国商人是你的底色，你应该勇于承认这一点，别让你的员工陷入迷茫，你如果相信我，就放手让我来帮你编纂一部《股安基本法》。”

最后一句话真是戳中他了。

他真不适合做个国际商人，而是一个纯粹的红心商人。

但国际技术的严格限制让他犹豫，不敢在任何公开场合表达倾向，强迫自己保持资本家的形象。

“那这样的形象，会不会影响我们在美国的发展？”他谨慎地问道。

“什么形象？”武捷思反问：“你是去美国做生意的，信仰和立场的表达不重要，关键看你做了什么，只要遵守当地法律，就没什么可怕的，美国还有共产主义呢，他们都活得很好。”

“呵呵。”陈学兵干笑：“很久没听到的词了，恐怕资本主义国家都忘了吧。”

武捷思摇头反笑：“主义斗争永远存在，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让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目标是消除剥削，实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看不清这一点，就永远看不懂国家政治。”

“不过.”他又说道：“我要给你提的第三个建议，就是利用好资本主义缝隙中的优势条件，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以灵活性和股东权益保护著称，其隐私保护机制不强制披露股东及董事名单，可以降低因中资背景引发的政治审查风险，对竞业禁止协议的执行标准也很严格，更容易招募顶尖技术人才而不引发诉讼，你可以把核心研发团队设在特拉华，销售分支布局加州，或者用特拉华控股公司+加州运营实体的模式，核心专利通过香港或开曼实体持有，授权美国公司使用，规避《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跨境转移限制。”

陈学兵愣了：“你还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