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蓝衣社碎片评论－－－余世存（1/2）

() 这篇评论里很多地方我非常赞同，觉得说得挺透。无须多言，转载之。不知是否违反规定，不行再删吧。原文来自豆瓣。

蓝衣社碎片(评论)

作者余世存

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名sè变的人。在国民zhèng fǔ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为zhèng fǔ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人们对这个军统特务头子的评价无外乎“间谍王”、流氓成xìng、“杀人魔王”，对此类人若不能除之以快，也应该敬而远之，以为此种人心狠手辣、残酷无情，不讲道德。大多数人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跟戴笠们隔得很远，以为戴笠一类人是社会的极个别，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在戴笠们的身上，有着我们中国人最可宝贵的进取jīng神。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材。这种成材，可以解读为胡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zì yóu；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守成规、piáo赌成xìng，一度被学校开除。

在穷困的rì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儿，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rì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rì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这种吃苦jīng神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rì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rì军飞机不断轰炸扫shè，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rì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rì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悬赏之上。

因此，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1940年代，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rì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xìng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儿是，周恩来在**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在身逢革命年代，他有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献身。比如，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dú lì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rì的经典创见。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赏识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常手段，一般人以为正适合流氓无赖来做，军统是流氓的大本营。事实不然，那里需要的是中国社会一流的青年，一流的技能以及一流的品质：比如正直、勇敢、大义等等。军统组织严密，但其人员却从社会上广泛吸收。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隐xìng的**人或**同情者就越多。据沈醉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rì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这一事实可证明戴笠及其军统的国家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