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位卑不敢忘国忧（2/2）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当时的中国，非但朝廷昏庸无能，民族精神之衰落也早已惨不忍睹。

“应付鸦片战争之朝廷命官，其见识思维毫无过人之处，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事过之后亦无奋起学习之热情。”

“太平军事起，曾国藩惊呼：无兵不足以痛苦，无饷不足以深忧，惟欲求一耿耿忠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则足以堪忧也。

同治中兴之领导阶层，绝大多数都无法摆脱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终究退居其次。满洲王公贵族集团之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无耻。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其压制思想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之学术文化，完全限于停顿。学术几无可称之处。所谓乾嘉学者，说到底不过是寻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没有经天纬地之伟大创造。其于弘扬民族精神、激国人血性热情，毫无助益。等到列强瓜分中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文明固有之伟大精神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

各地商帮精英对于国防一事也无能为力，只能在商业上努力与外邦抗争。武行精英提倡“尚武精神”、“强国强种”。很多爱国志士也都投身于变法维新之列，大拳师更是以七尺身躯，当其冲，做得更加直截了当。

就在当时有两员大臣见了一面，由难得清醒而被遭弹劾的林则徐大人托付给绝世奇才左宗棠收复西疆之愿，并赠与西疆地图。

左宗棠也一力俱争，抬棺出征，终于收复失地，包住疆土。

左宗棠的志气，也影响着商号镖行的爱国人士，逐渐投入到西征行列之中，支援粮饷，将商号设到俄国，在国家垂死挣扎之际，在商业上也与外邦拼死决战。

而这几位大人的铿锵话语，也始终激励着有志之士，上进、爱国。

“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有汾浍以流其毒，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貂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

“位卑不敢忘国忧。”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些或在朝野，或在民间的爱国志士，在被笑为“东亚病夫”的晚清时期，以生命的精诚，擦出了最后一星火花。

本卷说讲叙的，**镖局的镖师，以形意之道义理法，广交同道，打通自太谷、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乃至哥萨克领地的东线镖途，使得中原商人进军外邦。

而拳师们因悟道而通达，而知天地明仁义，走出个人恩怨，门派纠纷。先以一己之力举星星之火，后溪流汇海，掀起尚武精神，舍身报国的热潮。

形意门崇岳武穆为祖师，心怀精忠报国之志，当其冲，打破门户之间，编整成拳法以应军队之需。各大门派拳师也都投入部队，直接为国效力。

也有自组人马，四下奔走，宣扬爱国精神，斗争精神。无论是“体操会”还是“国术馆”，都不在重要，只要能激起斗志，强身健体，奋自强。虽然回天乏术，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练武之人，不能一辈子只做一个武夫。在这难得的历史机会里，也形成了武人的标准。

“文能素手科，武能舍身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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