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一章 前夕（1/2）

家人团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还没有等到正月十五，萧寒就和舒芳离开了垦丰登上了返京的火车。

原本家里是不愿意舒芳再跟着萧寒往平京折腾的，只是家里只有乔素娟一个人，还要照顾三位老人，虽则有村里人整天的来家里帮忙，和保姆一样，但是操心的事儿终究太多，萧寒怎么都不好意思给她添麻烦了。

这些年，提起自己这位继母，萧寒只剩下感叹，虽然父亲几经升迁，可是乔素娟依旧颜色不改，一如刚进萧家家门那样，孝敬老人，照顾孩子，对邻里村人更是贴心，固守着一个妻子、母亲、儿媳的本分。

随着萧寒和萧国华爷俩相继调任，村里人便把萧寒家里的事情都尽皆接手，血缘关系最近的几家，已经接过了大部分的家务与老人的照顾活计，甚至还有人干脆劝说乔素娟不要担心家里的老人们，有村人照顾呢，她干脆就随萧国华到西江去照顾，可乔素娟却很朴实的说道：“说句不孝顺的话吧，公公婆婆如今的身子骨，即便是照顾的再细心，还能再活多少年呢？现在多用点心，省的将来老人们走了之后睡不着觉呢”！

这句话貌似不敬，可萧寒听闻之后却没有半分的不满，话粗理不粗啊，正是这种中华五千年传承的朴实，才赢得了萧寒最大的尊敬！

家里的事情，萧寒和萧国华.爷俩相信有乔素娟在便不需担心，又诚挚的嘱托了村人帮忙，却也只能做这些了，这些年，也真是苦了人家乔素娟了，萧寒想着，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心力对继母进行补偿吧！

家里的事情不需操心，这边的导.火索呢，有着箫连江和徐建平他们的谨慎操作，便也能够放心的交付，和某些人不同，萧寒可谓是轻装上路的！

萧寒重生之前，正逢网络大兴，.因为媒介的特殊性，尽管控制十分严格，但是上边却有着相当多的自由言论，对于改革，一概否定的有，全意奉承的也有，而理智性明晰剖析的也有，闲暇之余，萧寒也曾经参与过多次讨论，只是各有各理，多数是争执一番然后又不了了之，可是，不管是何种态度，抱有何种观点，但是有一点大家是能够形成共识的，谈及改革三十年最大的失误，那就是教育上的失误。

不得不承认，对于下一代的教育，自视社会意识形.态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教育之上，做得却远远的不及人家，小太阳、小皇帝的遗憾尚未解决，其后排山而来的非主流、脑残体更让一些有识之人如遇惊蛇！

当拜金、颓废、堕落、**等横流于世，那这个世界，就.有必要进行人道毁灭了，一个道德败坏、信仰崩溃、人如行尸的国家社会，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而在萧寒重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让人绝望的趋势。

重生以来，萧寒采用了一切自己可以采用的方.法，试图对这个还没有沦落的世情进行最大限度的影响，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都不惜钻营，如今终于站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上，那萧寒自然会将自己所能造成的影响挥到极致。

只是，愿望是好.的，但是现实总是让人平增太多的无奈，尽管萧寒用自己的先知先觉做出了偌大的成绩，因而在几位老人心中取得了不低的位置，却还是有太多的世情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这几位老人可都是思想上的巨人呢，想左右他们的思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有些事情，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虽然这个“学费”说法让萧寒厌憎至极，可有时候，还是难免要等事实摆在眼前，才具有更有力的说服性，只可惜了那些损失。

现在，正是萧寒所等待的机会逐渐的降临，而他不愿看到却非要生的情况也正在愈演愈烈的相继出现，在萧寒认为，是自己行动的时候了。

其实呢，要说萧寒这个计划并不庞大，这样说的原因就是不需要他做太多的布置，而只需要冷眼旁观，确定出手的机会就是，眼前，已经到了要出手的那一刻了。

在萧寒的安排下，徐建平、陆长城、箫连江等等萧寒可以利用的人手，犹如一颗颗的棋子布置了下去，等到出手的那一刻，便会形成一条大龙，猛的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自然，在这次浮现大龙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因而落马，其中也不乏具有相当强劲能力的宝贵人才，只是因为萧寒所需要的是一种触动整个社会的震撼性效果，也不得不牺牲这些牵涉并不深的人们了。

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期间，几位美国学者著作，包括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纳斯比特的《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被翻译出版，并广为传播。

其实呢，应该很容易看出，在“未来学”的花哨招牌下，这些著作的内容，实际上是已经相当陈旧的“现代化理论”，它们强调新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作用，并认为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后工业社会”。

尽管这和后来中国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但无疑这是为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成熟作准备的启蒙运动。

这次启蒙运动的文化结晶就是电视片《河殇》，它把“现代化”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极端。也就在《河殇》出现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和经济领域中以“价格闯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出台。

一方面当时的改革已经给社会“带来惊人的社会祸患，包括社会**、物价飞涨和一片混乱”，另一方面改革精英们现，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者，能有效地同不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

这就点出了从“现代化”意识形态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键联接：“以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经济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从参照东欧模式到明确效仿“四小龙”模式，再到全面拥抱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神学”的渐进展趋势。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进的时刻。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实施，也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效应，引了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这就是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的激化。

历史是具有相当大的惯性的，尽管有着萧寒这一只小蝴蝶，并且在十几年的成长后，这只蝴蝶的翅膀越来越大，扇起的风也越来越有影响力，胆囊更是依旧难以彻底扭转历史的车轮，在这种难以抗拒的惯性下，自一九八四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

正如萧寒预料，与上一个时空是那样的雷同，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

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八六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ooo亿元之巨，其中7o％流入私囊”。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八七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1o万以上的度递增。

在八五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三十二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八六年还有十七万家。到了八七年六月，又陡增至四十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一时间“官商、官倒”的**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最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价格非管制化”，亦即中国特色的“价格放开”出台了。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也为社会的一般性无序混乱，与后来市民的有序的、有诉求的集体行动搭好了舞台。先，闯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从一九八四年的2.7，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7.3，再上升到一九八七年31％的飞涨高度。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一九八七年五月，四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在短期内猛增了6o％。这些对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四种副食”的涨价，很快就引起了粮价的剧烈波动，最先影响的就是大米，从一市斤三毛多猛的弹到了五毛多，增长近一倍，当人们还在惊疑不定的时候，都没有用上十天，这个五毛多的价格，又迅的增长到七毛多，继而这个价格还没有坚持到两天，终于突破了人民币一元！

主要粮食的价格上升影响更为巨大！

据萧寒掌握的数字，受物价影响，八七年全国有21％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针对的是购买力而言）。而在萧寒的耳闻之中，也听到过太多的言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伟大领袖生前的那个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人们回忆在伟大领袖治国的二十七年中，从未提高物价。”

应该指出，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涨价通常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标准保留节目，它在世界各地实施后所引的所谓“食品骚乱”也同样是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形影不离的保留节目。

它之所以有如此稳定的因果效应，正是因为“价格非管制化”所波及到的人口是如此之广，对人们每日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它又使“价格开放”－－本来是阶级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不满的矛头全部指向推行该政策的政府，使矛盾集中和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