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2）

元失其鹿，群雄共逐。

元朝末年，几十年地坐享其成，已经完全地将蒙古人从昔日地草原雄鹰，变成了今日地圈养草鸡。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内战不断，而这时地国家军政大权也已经转移到了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元朝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蒙古人要弥补亏空，但却没有宋朝那种开源节流地本事，只有是不断地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而官吏敛括的花样更是无奇不有。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现象已然是达到极点，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盗匪横行。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便以“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

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由于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北方原辽国、金国汉族人）、南人（南方南宋汉族人），因此蒙古人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

元丞相伯颜等人由此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还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

如是种种，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终于爆发了最终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并引发元帝国彻底崩溃地红巾军大起义。

在红巾军起义地前后，日后坐大地还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元末群雄，从始至终都分为两大派系，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巾军系，以及张士诚、方国珍的非红军系。

红巾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此人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的名分来组织农民进行造反，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于是“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

后来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刘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

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也就是给病人喝掺杂了药物地天然矿泉水，而袁州百姓也“事之如神”。

彭和尚也是长期利用白莲教发展组织的高手，当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时，他逃匿至淮西，淮民“争庇之”。

徐寿辉，本来布贩子一名，实则绣花枕头一个，彭和尚见他相貌不俗，便推举他为王，在蕲、黄起义，并建元“治平”，国号天完。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地义军中，“天完”军地纪律是最为严明的，也是扰民最少的。

“天完”者，大元上各加一横一宝盖，“压”大元为主也；“天完”政权地太上皇是彭和尚，主要执行人则是邹普胜。

天完政权初开张时，攻伐四克，不仅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大军，连陷饶州、信州以及湖广、江西诸郡县，未几又破昱岭关，攻克杭州，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邹普胜一军也极能打，连克太平诸路，声势大震。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于是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所控制。

可惜的是，天完政权中，没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教他们长谋远略，得城多多，遂得遂失；闹腾一年多，所存广大地区一个一个丢掉，最后连“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下，“皇帝”徐寿辉只能跑到黄梅躲着。

彭和尚见势不妙，携带大笔珠宝不知所踪，日后此人再无露面，估计是蓄发当起了富家翁。

就这一点而言，彭和尚是成也白莲教、败也白莲教：读书人所尊奉地是儒家地孔子，与白莲教所信奉地“弥勒佛”风马牛不相及，二者能有什么共鸣才是怪事。

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就做的很好，他在借红巾军地这个外壳壮大了自己地实力之后，立即便与白莲教翻脸为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读书人――应该说也是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力地小地主阶级的怀抱中去了。

至于做了如此“不讲道义”地事情之后的结果如何，大家就都有目共睹了。

节节败退之时，“天完”政权幸好有倪文俊能干，率军连接攻克沔阳、襄阳、中兴（江陵）、武昌、汉阳、蕲水等地，最终把徐“皇帝”迎驾到汉阳。

倪文俊与徐寿辉相处了一阵后，“君臣”不和，老倪想杀“皇帝”老徐，不成，只得跑往黄州自己老部下陈友谅处。

孰料，陈友谅正愁自己手下人马不多，见老倪自己送上门来，当即欢天喜地的迎接，然后没过几天，陈友谅就在酒宴上杀掉老上司，吞并其全部兵马。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终于杀掉了徐寿辉，自己即位做了皇帝，定国号大汉。

同是西路红军大将地明玉珍不服陈友谅，于是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并以明教为国教攻下了四川，是早期红军将领独霸一方者唯一善终的，他终其一生都在和云南元军作战。

明玉珍原名?玉珍，因为信奉明教，把自己姓都改了――老朱后来也只敢把国号叫“明”而已。

陈友谅，沔阳打渔人出身，本姓谢，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

老陈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略通文义。青年时代有算卦人说他家祖坟风水好，当出贵人，这使得陈友谅窃喜之余，便一直怀有造反异志。

当时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有“造反”念头的人其实还是很多的。

徐寿辉起兵时，陈友谅正当小县吏公务员，即刻投笔从戎，加入造反队伍。他首先在倪文俊手下当小文书，不久便自己带兵出外发展，很快成为天完政权的一方军将。

与此同时，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正在围剿张士诚地丞相脱脱解职，脱脱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由此而日盛。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在义军中，“龙凤”军地纪律仅次于“天完”――有信仰的部队、不管是什么信仰，其纪律终归是要胜过乌合之众的。

事实上，抛弃了自己信仰地朱元璋军，虽然其纪律不及以上二者，但也还是在非红巾军系地其他队伍之上的。

刘福通以汴梁为中心，指挥和元军的正面战场。最出名的就是三路北伐。基本上经过北伐之后，元军折损已尽，无力和义军再作战了。

刘福通可谓是元廷最大的敌人，他以河南安徽山东为基地和河北、山西、陕西的元军对抗，消灭了元军主力，迫得元廷依靠民军才打败龙凤政权，情况有点类似后来地太平天国。

东路军主帅毛贵是北伐中成就最大者，这人是芝麻李手下，收复了山东，并且一度曾打到过蓟县，差点提前让元顺帝回老家放羊去，是三路北伐军中唯一建立了政权又打下根据地的，而其他两路经过奔袭作战都失败了。

芝麻李也是明教的一个首领，在刘福通起义后三个月攻下了徐州，以呼应刘福通、徐寿辉，三家鼎足屡败元军，形成了元末的第一次反元**。

濠州也是在芝麻李的义军庇护下才得以生存，李部有位赵君用，此人一到濠州就差点杀了郭子兴――也就是朱元璋的老丈人。

后来赵君用去了山东，又红眼病发作杀了山东红军主帅毛贵，导致山东战场溃败，中原红巾军战场随之土崩瓦解。

灰常地悲催……

元末农民起义，后人都被朱元璋地义军所吸引，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便有了很多被遗忘、但很重要的篇章。

当一线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小和尚朱元璋却是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和积累着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了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