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八章 经济自由（1/2）

到1901年7月，“新政”实施两年，虽然其间困难重重但还是取了重大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的自由。

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封建的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

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原来清庭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78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2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82年左宗棠在福州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闽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闽给闽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李鸿章的答复是：“闽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因为有上海的轮船招商局！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庭根据刘飞扬的奏请，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庭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