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章 “铁路国有”（一）（2/2）

在此后一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实行坚拒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的措施，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不能筹到足够资金，于是朝庭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及全国各地，股金源及米捐、盐捐、房捐和薪捐等等，其实是带有强制意义的摊派措施。与其他苛捐杂税不同的一点就是铁路运营一旦营利，参股商民皆可随之受利。

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

但是现实募集资金状况举步维艰，因为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正在开展的何止是铁路建设事业？所以并不可能像议员们预想的那样——举全省、全国力量进行铁路建设。

梁启超早已经注意到了大规模建设铁路和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他经过深度的调查研究之后，在1904年发表了专门的问题报告——名为《外资输入问题》。报告的内容虽然较多地对利用外资筑路损失利权持遗憾态度，但明确表示单纯抵制是毫无意义的，强调抵制只能是手段，对待外资“必能抵制而后能利用。抵制经也，利用权也”，认为只要能做到将“债权与事权之所属，必厘而二之。如是则可以用外资。”梁启超认为一味拒款“既不衷于学理，又乖于史实，徒为识者所笑。”这与刘飞扬当任铁路督办大臣时的政策的一致的，但是刘飞扬对于他所控制外的地方铁路兴办并不能有效督控。

刘飞扬去职后，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非但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

后任邮传部尚书、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这时也主张收回铁路利权，改为商办，但在他给庆亲王、内阁总理奕劻的建言书中，认为不能一概排除外国资本，他分析说：“铁路一事，应全部划归商办，可由中国铁路公司与外国借款公司订立合同，中国政府掌握准驳大权，······国家欲保自主权，惟有将各国修筑铁路的申请先交总公司核议，并与之谈判，其有益于中国权利者，不妨借款，只于对方有利却防害中国权利者，即可拒之。”

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严重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

第二百三十章“铁路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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