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海贼王──汪直（2/2）
4、莫须有的汉奸之名
前几年，有两个南京的教师到安徽去砸汪直的墓，说汪直是勾结倭寇的汉奸（这两个教师史观如此狭隘，真是枉为人师表）。这实在是太看低了汪直。汪直徽州歙县人，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商群体中的一员。由于海禁，跟随同乡许栋走上武装走私道路。后取代许栋成为倭寇领，嘉靖三十年征服倭寇各部，拥众2o万，巨舰百余艘，成了无可置疑的的海上霸主、倭寇之王。且自号徽王，建王府，穿王服。汪直是造反之王，其部中之少数日本人不过是听命于他的雇佣军，汪直是王，日本人是兵，不是他为日本人服务，而是日本人为他的造反服务。因此说汪直是汉奸实在是太无稽了。
如果这段文字太牛了，有吹牛之嫌。那看看关于汪直小心懦弱的描写。请看这段记载：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多谋善战，为汪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之。……萧显乃是一个寻常的小海贼而已，汪直也忌惮他，无论汪直强或弱，他都作为明朝倭酋的典型承担那个时代中所有的罪和过错。
大海贼汪直害怕萧显，当然也害怕陈东，害怕林碧川………你现类似汪直害怕的大海贼多如牛毛，原来汪直是被明朝当作典型抓了。由他承担那个时代中所有的罪和过错。你可以翻阅明史查一查戚家军打的倭寇是不是汪直？汪直死的时候戚家军八字还没有一撇！汪直临死时大呼冤枉：“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言成谶，倭寇愈镇压愈多，是当时沿海耕海为生贫苦老百姓失去衣食被逼得纷纷造反的缘故。
汪直尽管他有着许许多多的身份和头衔：倭寇领、武装走私集团头领、海盗、净海王、徽王，我还是宁愿称他为一个商人——徽商。这些年，关于徽商的研究已经靡然成风，可是，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很少有人对王直——这位最杰出的徽商，给予应有的关注。倒是在今天的浙江台州蛇蟠岛，有一尊王直的塑像，旁边是一副王直生前最欣赏的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徽州盐商出身的汪直，具有天才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手腕，他是当时国际贸易界最出色的中间商。可是，在明朝皇帝的眼中，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个个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后快。正是这种“逼商为寇”的海禁政策，使无数个汪直被逼上了“武装商人”的道路。不错，这是走私，可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除了规模小得可怜的朝贡勘合贸易，哪个国际贸易商不在“走私”？
汪直的势力最大时，在日本的平户建立根据地，称霸海上，屡败明朝官军。由于汪直的根据地在日本的平户，而其手下也有少数日本人，因此，汪直很长时间内背负着倭酋、汉奸的骂名。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和那些为日本人作帮凶的汉奸不同的是，汪直是当时海上当之无愧的老大，号称“净海王”、“徽王”，是日本人在为他卖命、被他呼来喝去、调来遣去。这与后来俯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哈巴狗式的小人，岂可同日而语？更何况，作为典型的徽商，汪直始终以一名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借着自己“平定海上”倭寇的功绩，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归顺朝廷，并屡次请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贸易合法化。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远只有一个答复——片板不许入海。中国在强势地位中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又一次被明朝政府不屑一顾地拒之门外。
嘉靖三十五年徽州绩溪人胡宗宪接替张经任总督，以同乡身份招抚，诱降汪直。答应开放海禁，并将汪直的母亲和妻子从金华监狱中释放出来，“丰衣食，洁第宅，奉之以为饵”。古时讲究孝道，胡宗宪抓住人性弱点，以其亲人要挟汪直，汪直只能乖乖就范。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孤身一人入胡宗宪府邸（凭这一点孝心，汪直的人格已足够完美了。如果你父母被政府挟作人氏，要你去换，将心比心，现代接受教育西化青年有几人能办得到？汉奸是数典忘宗的，这叫数典忘宗吗？）。胡宗宪本意确是想以抚代剿，开放海禁，但不合朝廷之意，且有人弹劾胡宗宪收受了汪直贿赂，争执三年，胡宗宪为洗刷自己，无奈低头，在明世宗和朝臣力主治汪直以死罪的情况下，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处极刑。
朝廷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当时的名臣、同样出身于徽州的胡宗宪，他主编的《筹海图编》更是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汪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站在5oo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终战胜了理智和远见。明朝政府打不过汪直，就抓了汪直在徽州的妻儿老母，并用虚假的承诺诱捕汪直。胡宗宪在朝中大臣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的险恶处境之下，被迫选择了明哲保身。据说，汪直在宁波港口临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汪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汪直之死朝廷信誉尽失，矛盾再度激化，江南倭寇之患再度严重。直到嘉靖死，隆庆接位，高拱、张居正主政，放宽海禁，有了海上贸易之途之利，倭寇渐消。
当时最有能力的名臣中，戚继光忙于解决明朝昏君“逼商为寇”惹出的大麻烦，而另一名有头脑、有担当、有能力的胡宗宪，尽管向皇帝献了两次祥瑞白鹿，并命他的幕僚徐文长写下了轰动一时的〈献白鹿表〉，但这位能征善战的名将，最终还是在明朝登峰造极的黑暗政治厮杀中败下阵来，惨死于狱中。
所有清醒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有一个选择：面对政治**黑暗，目睹无数同胞们被诬陷为贼；像徐文长一样有良心的明朝读书人，先是作一番探索之后，觉无法解决问题，然后愤世疾俗，对这个倒行逆施的王朝最终以自杀表示失望。
应该说，在明朝当时，虽然朝廷为海禁政策辩护，地方或为推卸责任，或为争功，有故意夸大倭人的作用的倾向，但朝廷上下实际上还是清楚的：“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海滨人人皆贼”。倭寇的头是中国的商人，倭寇的众是中国沿海的平民，倭寇不是日本的海盗。倭寇的性质是中国人自己的官逼民反，本质上和农民起义并无差别。同样是平民造反，农民起义被捧上了天，倭寇却被背上了最恶劣的历史的罪名，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从甲午战争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民众普遍的对日本的仇视心理，现在应该到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5、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倭寇
明朝的倭寇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倭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目代表了中国历史对倭寇的传统评述。于是倭寇是“攻城掠寨，杀人放火，奸*掳掠，无恶不作”的日本海盗，于是就有了几乎可比岳飞、文天祥的爱国英雄戚继光。
但是稍为想一下就会有疑问：海盗在世界历史上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海盗是在海上抢劫，未闻有海盗上岸并长驻岸上的。道理很简单：岸上有正规军，乌合之众的海盗不可能是对手。即使海盗上岸，那也是抢了就走，绝不会与官军正面作战，因为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财物，没有必要来拼性命，因此也不会劳朝廷兴师动众。但实际上倭寇却是专门跟朝廷过不去，在几十年里，打得明朝一批批正规军望风披靡，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名将戚继光，才算平息了下来，那样的倭寇很难想象是只为了抢劫的海盗。
还有一点：记得以前看书，从历史教科书到到各种描写戚继光平倭的故事书，看了以后总觉有一点不满：作为对立面的倭寇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领，似乎都是乌合之众。故事需要具体的人，没有一个对立的人物，故事没有看头。这种出于对故事性不足而产生的不满只是一种直感，但这直感正表示那是不合正常道理的：对付仅仅是乌合之众的海盗不需要英雄，是造就不出戚继光来的。
因此倭寇当然不是简单的海盗，它应该是有组织、有纲领，有政治目的的，当然也有领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故事书上如此把它简单化了呢？原来大家想不到的，被有意无意的回避了的真相是：这些倭寇的领都是中国人，前后几十年，各个部分的倭寇的领都是中国人，事实上不仅仅是领，所有的倭寇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更而且其先后三个领袖许栋、汪直、徐海都是徽州人。徽州离海远得很，怎么跑到海上当强盗来了？徽州人以经商而闻名，到这里也许我们就能隐隐约约的猜测到事情背后的真相了：倭寇者徽商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申禁人民无得出海与外国互市”定为国策。朝廷则实行一种非常可笑的朝贡贸易的形式：中国是“中央之国”，周边各国都是藩属，藩属国要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要派遣使节到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回赐）。名为朝贡与回赐，其实就是贸易，因此叫朝贡贸易。当然在朝贡中也附带进行一些商人间的贸易，但规模很小，仅局限在市舶司，而且朝贡毕竟不是经常性的。而即使是如此小规模的贸易，到嘉靖二年也被禁止了。由于日本人内部为了争夺朝贡贸易的特权，在宁波港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中止了所有朝贡贸易。但贸易是客观存在的需求，禁是禁不了的，于是国家海禁，民间必然走私。
海禁与走私是对立面，海禁要用武力，走私就要武力保护，对立必然导致军事的对抗，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成大规模大范围的动乱，甚至是造反，于是就有了倭寇之乱。刑部主事唐枢写给浙闽总督胡宗宪的信中说：“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领导戚继光、俞大猷主持浙江抗倭的谭纶说：“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明确的道出了倭寇之因。
而谢杰（右副都御史）在《虔台倭纂》中则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倭寇“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如此说来所谓倭寇之乱其实也是官逼民反，其性质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两样,至少它是中国的内部动乱问题。虽然其中有少数日本人，但那是被中国人雇佣的，与日本侵略或者日本海盗是搭不上边的。其实当时人对此是清楚的：“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即使是官方的《明史─日本传》也说倭寇中日本人只占十之三，而当时人的著作中的说法是“倭奴直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而实际可能更少。汪直等人是作海上贸易的，与日本联系密切，于是从日本雇佣了，其实也可以说是骗了一些人来当兵，“华人狡，善骗夷”，日本人在倭寇中的地位其实很低。而地方政府和官兵为推卸败之责，夸大胜之功，“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在当时是掩耳盗铃，到后来就成了“以讹传讹”，于是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动乱造反就成了“倭寇”，就座实成为日本海盗了。
作为造反者，倭寇之扰民当然也是事实，但倭寇本是当地之贫民，劫官府、富户有之，扰民并不烈。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不少镇压倭寇的官兵扰民更甚，而倭寇在沿海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中却拥有广泛的支持。万表（都督同知）《海寇议》等记述：当地百姓“明知海贼，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滨海顽民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兵入其地，询贼情形，问找道路，悉为所误”。
这可几乎是要“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了，和我们想像中烧杀抢掠的倭寇印象可差得太远了。倭寇之本意在通商，倭寇领王直的口号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他在给朝廷的《自明疏》说：“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通商之利巨，而通商需要稳定的环境，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倭寇也不可能如流寇那样劫掠无忌。
而且应该说倭寇还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虽然动乱总会带来破坏，但倭寇是对海禁的反抗，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为争取开放，争取走向商业社会，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少有的一次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自的一次表现，其积极意义绝非一般的农民起义可比。
那是一个屠杀“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商人和经营家汪直被逼得“转商为寇”、人头落地，天才的战将戚继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战略家胡宗宪在狱中惨死，天才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灭门。然而，最凄凉的还是天才的绍兴文人徐文长，这个曾被胡宗宪独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虽曾“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徐文长后来疯了，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称，晚年的徐文长有时用斧子砍破自己的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有时用“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王直、胡宗宪、张居正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被同胞们陷害；要么像徐文长一样先是佯狂愤世，最终疯狂自毁。
然而，在汪直被杀、胡宗宪惨死狱中约一百年后，中国商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那些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岛屿之间，依然可以频繁地见到中国商人的舰船出没海上。历史仍然为中国留下了最后一次机会，是自命清流的明朝主流读书人把资本主义经济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士大夫误国的铁律继续显灵，明王朝最终与现代文明失之交臂，错过壮大国力的契机，竟被胡虏所灭，留下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