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海贼王──汪直（1/2）

重新解读海贼王──汪直

如果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扬和传承，必须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必须对一些定势的习惯思维与错误成见进行纠错，重新解读、演绎，让它适应这个时代和潮流，奂并绽放出新的光彩！

比喻儒家文化强调的──“忠”。如果现在有人强调忠君，或忠于某个人，忠于某个阶级和集团，肯定没有市场，肯定遭到抨击和冷遇。但如果把这种忠的文化纳入家庭伦理体系中，强调丈夫忠于妻子；妻子忠于丈夫；孩子忠于父母，然后丈夫、妻子和孩子忠于他们组成的家庭。这样的忠义大慨不遇到强烈的抵御吧？大慨不是什么愚忠吧！忠义文化依然可以传承和展，得到人民群众认可或赞成，奂出新的光彩！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只要人忠于自己的家庭，自然会爱国。

对于一些历史人物，昨天认为是非的，今天完全可以翻案肯定。因为时代不同了，观念必须更新。昨天是对的，今天也许是错。在封建社会谁敢抨击、批判割股疗亲这种愚孝行为？认为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有人在古代中国反对割股疗亲，他肯定毫无疑问成为全民公敌。但今天谁会干割股疗亲这种傻事呢？可见昨天肯定和赞美的事，放在今天也许很可笑；昨天被强烈批判的人和事，今天回头看来，原来并无不妥。有些被前朝批得臭不可闻的人，回头重评，不仅没有错，而且值得肯定和赞扬。比喻改革家王安石就承受近千年的骂名，一直以奸相的脸目出现在传统和史籍中，一直被正统读书人诟骂，直至近代才纠正过来。冒险家汪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曾经被正统读书人冠以汉奸之名诋毁诟骂，批抹得一无是处。但今天重新评价他，却现他原来是个英雄。汪直，他是一个向未知领域探索的冒险家；他是一个为明朝失地者寻找生存空间而开疆拓土的英雄；他是一个争取开放海禁主张自由贸易的先驱者；他是一个敢于逆天向命运抗争的被压迫者！

即使在今时今日，象汪直这样有血性的人还有多少？如果否定汪直的争取精神和抵抗精神，这个民族将没有脊梁！

不要以为他被明朝统治者和当时的主流读书人诬为强盗、汉奸，我们就不加思索认为汪直是汉奸。汪直只是在那场政冶斗争中失败了，作为失败者他就承担那个时代中所有的罪和过错。当时统治者也把其他强盗干的暴行统统栽赃到汪直身上，统治者要的是一个强盗的典型，而不是事实。于是民族英雄汪直就成为汉奸了。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它必须有纠错功能，某些观念必须更新。昨天祖宗制造一个冤案，冤枉汪直。今天我们觉醒过来，是时候给汪直平反了。

1、大海盗汪直与明代经济政策

汪直是明代倭乱中的大海盗。汪直的海商集团武力走私，助长倭寇之乱，其危害当时沿海老百姓生命与财产安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论其功过，问题不仅仅如此简单。

事实上自宋代以来，中国人的海上贸易走在世界前列，步伐之大令人瞩目。它为社会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令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催生了大批商业城市和市民文化。这也正是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展路径的源头。近年“南海一号”考古堀，出土的证据，也坐证这个事实。

但是到了明代，经济政策反而转趋保守。明太祖希望恢复简朴的农业社会，实施“海禁”，将本应继续扬光大的海上贸易大加钳制。后世朝廷也利用种种理由，时张时弛地维持海禁。正常的海上贸易被阻塞，给沿海民生和社会商业资本的展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更糟糕的是，传统的大一统的**帝制下，民间也没有正常途径出诉求并影响朝政，使得政策弊端难以得到检讨与改变。帝国在东亚长期的文明独尊的局面，更加剧了固守农业自然经济陈规、忽视海洋的心态，它只看到“郑和下西洋”式的朝贡体制的是华而不实，却排斥了宋代兴起的海上贸易体制在经济与技术上巨大的竞争优势。

海禁阻塞了正常贸易，于是东南沿海走私横行，连带倭寇难平。汪直不过是把它做大做强了的典型而已。正所谓“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商转为寇”。明代建国2oo后，政府面对冷酷的现实终于稍稍改变海禁政策——隆庆开关有限制地准许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可以说这也是拜汪直等人的“功劳”呢。

不过开关之后，虽然民间海上商贸大展，但政府对于海上贸易还是消极的，更别提有什么类似西欧国家的那种鼓励、支持、资助海上贸易、探险的态度。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没有大一统的帝制，邦国分立和政教争端的局面反而令他们的商业资本得以冲破樊篱；欧洲各国也在竞争中认识到商业资本的价值，大力支持海上贸易。中国与欧洲后来的差距由此拉开。

因此有人设想，以宋代以来打下的基础，若明代无海禁，或者之后大明朝甚至鼓励、资助海上贸易与探险，汪直说不定会成为中国式的哥伦布与库克船长，他说不定会经营我们的东印度公司呢。可惜这都只是假设。最主要是因为，长期独尊东亚的农业帝国的朝廷看不到海洋时代业已来临的大势所趋，商业资本面对大一统帝国的朝廷也难以仅靠自己的力量出头。这种大历史的格局不是轻易能改变的。

2、汪直对隆庆开海的影响

可以这么说，明朝农业帝国体制之下，新型的商业资本经济难有突破、处境困顿。海禁与汪直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军队组织、司法体制等等领域。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也养不大也就不出奇。难怪有人说，相比唐宋朝廷的开放进取，明代朝廷是内敛固步、甚至经济政策倒退的时代，结果把民间经济潜在的优势也盖住了，白白便宜了欧洲人。

汪直与隆庆开海。有因果关系。先，明朝廷在抗倭斗争中现“倭寇”实际上大多数是沿海居民，而头目也基本上是沿海豪强，认识到汪直等海商走私集团是“海禁”政策结下的苦果。“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

其次，开海也是民间贸易与官方长期斗争的结果。海外贸易由官方全面控制本身就违背经济规律。且经过长期的斗争与展，走私性（或海盗式）的私人贸易的蓬勃展与官方贸易的滞后已是事实，只是朝廷是否愿意承认而已。从长期来看，开海、官营向私营转变成为大势。

再次，开海也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南倭北虏军费开支巨大，且政贵族官员贪污奢风日盛，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开海设关收税可为一大良策。

王直汪直如果真的受命于日本人（汉奸），为日本的利益来国内抢掠，那他就不可能有请求朝廷开放海禁的政治诉求。也不可能为了这个诉求而丢掉性命。

如果汪直只是一个受命于日本人，为日本的利益行事的倭贼，朝廷也不可能在汪直被捕两年内分成两派为是否开放海禁而辩论。我认为，近代把汪直看作是中国武装海商的论点是正确的。汪直攻城掠地的行为应该是中国明王朝和中国海上贸易集团两个政治势力的交锋。汪直所代表的，是沿海地区中国广大居民要求开放海禁的愿望，代表的也是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力量。汪直们的后代，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英雄的郑成功。而郑成功本人则是有日本血统的。汪直所欠缺的，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机遇，如果汪直也遇上明王朝的托孤之任，也可以和殖民者的舰队对抗，那后世对他的评价，是不是完全不同呢？

然而，明王朝只有在自己败亡的边缘，才将王朝的命运交付给一个具有日本血统的海商──郑成功。让我们想想，如果在嘉靖年间，明王朝就转变自己的思想，与汪直这类海商共同打造帝国的未来，那中国的未来，是不是也就改变了呢？

3、隆庆开海是有诸多不合理限制的有限开放。

先，把对外贸易口岸限定在地处偏僻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并且有重山相隔的闽南；其次，限制非福建的外地商民参与开海贸易，明朝官员甚至不太认可江浙商人到海澄贸易以及从月港搭船出海的合法权利；其三，即便是漳泉海商也规定了十分苛刻的出海贸易待遇，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朝廷都有严格限制。

开海的严苛，体现了帝国政府对海上贸易与商业资本的巨大价值的漠视，看不到海洋时代业已来临的大势所趋。这是历史的大格局。事实上，隆庆开海以后的几十年里，朝廷反而又多次下达禁海令，这种政策上的长期反复体现出，明朝廷还是把对付沿海侵扰的方法局限于消极地画地为牢、禁其往来的老办法。

这种消极开放的政策在全国商民中造成不公平的海外贸易环境，反而在明末继续激起走私贸易的泛滥。更重要的是，相比之下，欧洲政府对海上贸易和殖民的疯狂支持（英国政府甚至一度对海盗有奉旨打劫的把戏）。于是尽管中国人的海外贸易依然在展，由于中国海商在国际贸易中缺乏政府的支持，没有国家实力后盾而在与西洋商人的角逐和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最终不敌西方殖民势力的竞争和剿掠而无法扩张贸易规模。朝廷也因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无法充分地从中海上贸易中获利。这于国于民，都是大憾隆庆开海虽然有诸多不合理限制，但是相对于明朝祖制而言毕竟是一大进步！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许多西方近代科技成果也是那时开始传入中国。

固然作为大一统的**农业帝国，开海之途并不坦荡，工商业阶层的实力积累较之西欧也更需时日。不过毕竟步子终究是迈开了。但甚为可惜的是，满清南下再次阻断了开海。其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倒退，而且由于少数统治民族的戒心而更为严厉。中国于是又错过了赶上世界步伐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