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蒙尘的明珠--司马翎的武侠小说1（2/2）

事实上，司马翎的特长在于舒徐沉稳、从容不迫，这是他的小说迥异流俗的展现，在六０、七０年代，台湾社会的生活节奏是与他的风格合拍的，以此，攫掠了许多老读者的喜爱。不过，这也是他‘蒙尘’的主因之一，越接近现代的读者，生活节奏越快，已较无法接受舒徐沉稳的叙述方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不得不从他所擅长的‘推理’说起。

缜密推理——司马翎的绝活

宋今人认为司马翎的作品，‘有心理上变化的描写，有人生哲理方面的阐释，有各种事物的推理；因此有深度、有含蓄、有启发’，很能抉剔出司马翎节奏的特色。‘推理’是司马翎小说独具一格的，但并不是日本式的‘推理小说’，因为司马翎尽管也非常注意情节的扑朔迷离、跌宕多变，但却未采用‘破解谜团’的悬疑布局（唯一可以说含有浓厚‘推理小说’意味的，是《杜剑娘》一书），反而藉人物内在心理的变化，以智慧与理性对各种事物、观念作深刻的分析。‘理性’的思维，是司马翎小说中所有人物共通的特征，上自主角，下迄若干不起眼的配角，司马翎皆刻意营造其理性的思维。以《丹凤针》22集中的一个不起眼角色尤一峰为例，他是个‘眉宇之间，则透出一股慓悍迫人的神情’（页15）之人，通常这类人的特色是勇而无谋，以粗暴取胜，可是司马翎却着意写其细腻的思致，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处理他与凌九重之间彼此勾心斗角的场面。连如此一个人司马翎皆赋予他如此缜密的思维，以此可概其余。

为表现出理性的思维，司马翎不得不将重心置放于人物的心理分析与情节的‘推理结构’中，以此也无形中使他的情节节奏放缓许多，以《檀车侠影》中一场‘救人’的情节为例，从林秋波开始发现到敌踪，历经中伏、受困、解穴、克敌，到最后林秋波飘然远去，事件时间不过短短几个时辰，作者却以将近两本半的篇幅（约150页）详加描摹，其间欲救人反遭擒的林秋波，心绪可以说是瞬息万变，而受援的秦三错、挟持人质的幽冥洞府三高手（尉迟旭、黎平、黄红）亦是几度深思熟虑，彼此机锋互逞、斗角钩心，写得相当淋漓尽致。但是，就全书的结构而言，此一大段落的作用，仅仅在于凸显林秋波、秦三错这两个次要角色的性格而已（林秋波交杂于修道及动情的心绪、秦三错邪恶而具有人性的性格）。习惯于情节迅快进展的读者，于此可能会感到不耐烦，但是阅读时喜欢思考的读者，却会兴致盎然、拍案称绝。然而，武侠小说的读者，多半是以情节为主的，这使得司马翎的爱好者往往限于文学程度较高的群众，因而影响到他的普遍流传，毕竟，宋今人所称许的‘深度、含蓄与启发’，是属于较高层次的阅读。

‘推理结构’在司马翎小说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当属其中的‘斗智’场面。在他的小说中，闯荡江湖的豪士并不截然以‘武功’为最大的优势，反而处处凸显‘智慧’的关键力量，甚至可以说‘智慧’才是唯一的凭借，逐鹿江湖，‘智慧’随时可能产生转败为胜的作用。在《剑海鹰扬》中，司马翎藉典型的智慧人物端木芙，引发出一段足以代表其风格的文字：

众人这时方始从恍然中，钻出一个大悟来。这个道理，在以往也许无人相信。尤其他们皆是练武之人，岂肯承认‘智慧’比‘武功’还厉害可怕？然而端木芙的异军突起，以一个不懂武功、荏弱娇躯，居然能崛起江湖，成为一大力量之首。以前在淮阴中西大会上，露过锋芒，教人亲眼见到智慧的力量，是以现下无人不信了。

因此，在司马翎的笔下，所有的人物，包括了若干实际上无足轻重的角色，都具有缜密的心思、冷静的头脑，绝非一般小说中一味粗豪的可比。在《独行剑》一书中，司马翎更设计出一个‘智慧门’，以‘智慧国师’领衔，将整个江湖世界的角斗，从武力的战场，移转到智慧的竞争，其间无论是正派人物的朱涛、陈仰白、戒刀头陀，或邪派的秘寨领袖俞百干、智慧门诸先生，在武功上尽管各有所长，但真正克敌致胜的关键，却在于智慧的运用。

在此之下，司马翎实际上已‘颠覆’了‘旧派’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改变了江湖的体质。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本是个‘尚武’的世界，诚如司马翎所说的，‘这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世界，你越有气力，和武艺越精的话，就越受人尊敬’，武功，非但是英雄侠女行走江湖的凭借（护身）、仗义行侠的条件（行侠），更是解决纷扰、快意恩仇的最终法则；事实上，武侠小说之以‘武’为名，正缘于有此‘武功’撑起整体架构。因此，‘武功排行榜’隐然成为武侠小说中的惯例，一如古典说部中的《隋唐演义》，排名在后的一定争不过排名在前的，宇文成都排名为‘第二条好汉’，其他‘好汉’注定无法胜他，他也注定要在‘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下吃瘪受亏；而‘第一条好汉’无人能胜，只得安排他受雷殛而死。慕容美的《公侯将相录》，依公、侯、伯、子、男的位阶，排定江湖次序，是最典型的例子。武侠小说中必须安排‘武林秘笈’的情节模式，以打破这个规律，亦是不得不然。古龙后期的武侠小说不取‘秘笈’模式，可谓一大改变。此一改变，古龙的‘兵器谱’（《多情剑客无情剑》）开创的是一个‘当下情境’的局面，天机老人、龙凤双环、小李飞刀……等，虽以武功高低为序列，但争胜的关键，却在于面临决胜时的一些细微变化，如地形、地势、体力、心理状态等的影响，随时可以扭转高低序列，楚留香之能够击败武功远高过他的石观音、水母阴姬（《楚留香传奇》），正缘于此。古龙的手法，明显取法于现代运动的竞赛，所谓‘球是圆的’，胜负很难预作定论，熟悉运动此一‘非法之法’的读者，应该颇能感受到古龙此类安排的合理性。司马翎开创的则是另一格局，在逞强斗勇、剑影刀光江湖中，凸显出理性的决定力，这不但使他所构设的江湖世界是‘斗力又斗智’的场合，更以此发挥了他自己所擅长的‘杂学’，随时藉智慧的表征，如奇门遁甲、阴阳术数、佛学道思、医学药理等，刻意点出。

精通百家——司马翎的‘杂学’

武侠小说是一种包容性甚广的类型小说，在江湖的背景下，可以写侠客的豪情、英雄争胜的酣畅淋漓；可以写儿女情长、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也可以写历史宫闱、复杂多变的权力征逐；更可以写悬疑紧张、科技幻想的情节，而‘杂学’，正是支撑这种丰富内涵的砥柱。

‘杂学’运用于小说创作，唯有武侠小说才能发挥其效用，盖武侠小说本身就是中国文学中极为特殊的一种体裁；而整个背景，也以旧时代（清以前）为范围，因此传统文化的适时添入，无形中即加强了整个小说浓厚的中国风味。武侠小说在海外华人地区风行一时，甚至成为‘华侨子女的中文课本’，事实上就是以这传统的文化气息吸引读者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向来以学识渊博著称，‘书卷气’甚浓，无论琴棋书画、茶酒花食，藉书中情节随时点染，将传统文化知识浓缩于小说之中，享有传统文化‘小百科全书’的盛誉，这在今人已逐渐淡漠于传统文化的趋势下，反而可以因阅读武侠小说，而随处‘惊艳’，获得智性的领略，也成为武侠小说立定根基的命脉了。

司马翎‘杂学’的丰富，在武侠小说家中是很特殊的，举凡佛学道家、阴阳五行、勘舆命理、阵法图册、土木建筑、医学药理、东瀛忍术，甚至神秘术数，信手拈来，说得头头是道，无不令人惊喜。例如《挂剑悬情记》中花玉眉的‘阵法之学’，随手几根树枝，便可以导致眼目迷蒙、视域混淆的效果；《丹凤针》中云散花的‘忍术’，以随身披风掩盖，就可以‘木石潜踪’（藉自然物隐蔽形藏）；《情侠荡寇志》中几场官军与海盗的海战，脱胎于兵法，写得写得气势宏伟、惊心动魄；《飞羽天关》中李百灵的勘舆之术，经由作者引经据典予以阐发，更令人叹为观止。在此，司马翎灵活运用中国传统的‘杂家百技’，使得小说中处洋溢着传统文化的气息，虽然不无故神其技的用意，却能收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在武侠小说家中，司马翎的‘杂学’，是足以与金庸并立而无愧的。不过，金庸杂学的优长为文化与历史，而司马翎则于哲理、术数别有独见，迥非一般作家可比。尤其是在有关传统的奇门秘术方面，用力之勤，见解之精到，居然有专门名家的气势。武侠小说利用传统道教术数刻画武学，是普遍的现象，但大底皆以淡笔带过，以金庸之能，在《神雕侠侣》中写黄药师所排的‘二十八宿大阵’，尽管名目繁多，不过只能将五行、五方、五色、二十八宿相应的道理，简要叙述，实际上并未能说出其所以然来；司马翎则不然，在《飞羽天关》一书，司马翎将堪舆、阵图之说化于小说情节中，神奇诡妙，而又引据确凿，相较之下，显又略胜一筹。

当然，这里不免牵涉到传统杂学（尤其是术数）的可信度问题，例如‘阵法之学’，究竟实情如何，不免让人匪夷所思。不过，从小说‘虚构’的角度而言，即使司马翎完全向壁虚说，也不妨碍读者领略个中趣味，甚至可能因为他叙述手法上的‘理性分析’，而引领读者对此问题作更深入的思索，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事实上，传统的文化内涵，未必没有其道理，否则也不可衍传千百年之久，更何况，有些道理，是的确可以获得科学验证的。李嗣涔曾作过一个有关‘魔音穿脑’的实验，证实了武侠小说中以‘声音’当武器的可能性，对司马翎小说中‘心灵修练’、‘气机感应’等的武功描述，从‘人体科学’的角度，予以认可，推崇其‘意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此可知司马翎绝非纯粹‘虚构’，而是真有丰富的杂学知识支撑的。当然，司马翎的杂学也包含了现代的知识，在《挂剑悬情记》第3集中，司马翎设计了一个‘心灵考验’的情节，拟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触‘精神催眠’对人类意志力的影响，从书中人物的反覆辨难、丝丝入扣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于此学的功力。

司马翎的‘杂学’，在他的小说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我们可以从他对‘武功’别出新裁的设计，以及书中随处透显出的‘道德关怀’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