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2/2）
[16]道光二十五年《吴县**坊印手把持行市碑》（收于苏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１９８１年，第９７页）。
[17]道光二十五年《吴县**坊印手把持行市碑》。
[18]参阅张秀民：《元明两代的木活字》。
[19]徐学谟初名学诗，约卒于万历初，年七十三。曾做过礼部尚书。全书二十六卷，记载了明世宗嘉靖一朝的掌故，富有史料价值，约印于万历初期。兆稷字孺毅，是学谟的次子，国子生，以诗文名。
[20]祝允明（枝山）：《渭南文集跋》。
[21]参阅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2]《戒庵漫笔》卷八。薛应旂字方山，武进人，嘉靖甲午科举人，翌年联捷成进士，以八股文名于世。唐顺之尝自谓他的时文得之于薛方山。
[]参阅上引参阅张秀民：《元明两代的木活字》。具体例子如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年），苏州刊有《文心雕龙》，长洲县韩氏有《曹子建集》１０卷。丽泽堂印《壁水群英待问会元》９０卷。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海虞黄美中校印王世贞《凤洲笔记》４卷。明季魏显国纂《史书大全》５０卷，刊于杭州，印有百部。
[24]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25]参阅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6]华渚：《勾吴华氏本书》卷一华燧传（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7]邵宝：《容chūn堂集》会通君传（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8]华燧：《宋诸臣奏议序》，《容斋随笔序》（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29]《胶山安黄氏宗谱》（转引自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30]以上参阅张秀民：《明代的铜活字》。
[31]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32]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33]张秀民：《清代的木活字》。
[34]“同板”即“铜板”的简写（明人又省作“仝板”）。
[35]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
[36]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37]参阅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38]参阅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
[39]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
[409]以上参阅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
[41]《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42]向楷：《世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１９９９年，第－５章。
[43]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演义小说”条。
[44]《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
[45]《鼓掌绝尘》第二十四回《丑姑儿园内破花心，小牧童堂上遗chūn谱》就说到杭州的一个农村牧童，“曾废（当为费字之误－－引者）了几个钱，买得一本chūn意儿，将来瞌睡的时节看一看”。其书“是一本小小印现成的chūn意谱儿，上面都是些撒村的故事”。
[46]《吴门岁华纪丽》卷首《睢州汤文正公潜庵抚吴告谕》。
[47]乾隆《长洲县志》卷十风俗。
（二）通俗实用读物
通俗实用读物，包括各类“通书”、农书、尺牍、旅行指南等。此类书籍的出版，亦大盛于明清。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商业的发达，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水程一览》、《示我周行》、《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等，不断推出，一版再版，发行量相当可观。据我在东京几个图书馆所作的版本调查，明清时期的通俗实用读物（特别是商人用书），大多为杭州、苏州等地书坊印行。余英时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1]。江南是明清中国商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大量的“商业书”刊行于此，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的。
此外，江南书坊也刻了不少医书，如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济生产宝方》，赵君耀刻《胎产须知》。又唐氏富chūn堂刊《妇人大全良方》，集贤堂唐鲤跃刻《丹溪心法》，唐鲤飞样《雷公炮制药xìng解》，唐少桥刊《大字伤寒指掌图》，唐翀宇镌徐氏《针灸大成》，三多斋刻《针灸大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枢堂刻《万氏家钞济世良方》等[2]。
（三）童蒙课本教材
由于大众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童蒙教材的剧增，。首先，仅就明清时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而言，就不断出现模仿、赓续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图本。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续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等。因此同一书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3]。其次，除了“三、百、千”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一方面，旧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与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职》、《蒙求》、《童叟须知》等）；另一方面，新编的教材也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据熊秉真统计，明代以后中国常见的童蒙教材，种类多达百种以上。第三，出现了大量采用故事、歌诀、图本形式的童蒙教材（如《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许贯rì《新镌注释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书言故事大全》、《绘像注释rì记故事》、《绘图蒙学歌》等）。第四，除了上述各种带有jīng英文化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教材也大量出现。在这些教材中，有《rì用俗字》、《农庄杂字》（后来还出了《绘图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杂字用书，也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算学教材，还有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方面专门知识的启蒙教材[4]。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产物，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商业化出版业中心的江南，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为最多。这类课本教材市场不小，江南商家自然不会坐视不动。因此苏州有名的扫叶山房，除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也大量刊印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等[5]。
（四）时文选本、文士诗文
明清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虽然有种种弊病，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却是一种十分规范化的考试方式。由于其规范化，因此相对于以往的考试形式来说，这种考试形式显然更为公平。同时，因为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固定，因此jīng读范文是成功的最佳捷径，而此前成功者的考卷又是最好的范文。为迎合这种需要，书商便雇人收集以往的中式应试文字，加以选择乃至评点，印刷出版。这类时文选本因出于书坊，故又称为“坊选”。《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马二先生）、匡超人等，就是受雇于书坊的职业选家。由于明清江南科举极盛，因此对此类应试参考书需求量也很大。不仅如此，因为江南是当rì中国教育的中心，江南出版的时文选本在外地的名声也很大，因此造成对江南时文选本的更大需求。顾炎武引用杨彝（子常）的话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问”。这些书大多出于江南，“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6]。
时文选本最早出现于江南，大约是在弘治朝，不过为数尚不多。到了嘉靖朝则大盛，以致李翊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7]。上元、江宁为应天府附郭之两县。两县刻有不少八股文，即所谓“时义”。当时有人建议要把这“两县及建宁书坊所刻时义，尽数烧除”。两县所刻时义，与建宁书坊齐名，可见其产量之多[8]。到了清代，愈加兴隆。《儒林外史》中对此多有描写，从中可见当时江南时文出版中心之一的杭州，此项事业规模已颇大。例如该书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著rì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著买，只愁买不到手”。由于坊选泛滥，引起国家的重视，清代曾多次颁布禁令禁止坊选本流行，但都无济于事，以致国家甚至考虑自己来jīng选范文出版。
此外，明清士人，趋名若骛，多有自费印刷文稿，传播士林以求名者。此风又以江南最盛，明清之际小说《鸳鸯针》卷三《双剑雪》，就描写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监。到南京后，即将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窃他人的诗文，编成诗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骗得盛名，“借此声势，重新开辟乾坤，又在南京摇摆起来”。此后继续行骗，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试草》、《乡试朱卷》，招摇撞骗，以致“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已成为制造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
事实上，在明清江南，不仅文人依靠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中伤他人。明末江南小说《贪欢报》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中就讲道明代杭州人朱芳卿、龙天生，都私通对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扬起来，……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街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刊行这些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动机各异，但从出版业者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为了赚钱。因此这类读物盛行于江南，也证明了江南商业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
（五）宗教书籍
宗教书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规模，例如上述藏板于大报恩寺的《南藏》，后来一直在使用。郑和曾利用该刻板先后印造１０部，而到了万历时代，更“广为印行”，每年约印０藏。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可在印经铺内住宿，每印一部，须付报恩寺板头钱二十两，该寺靠这副经板，每年可得到几百两银子的收入[9]。明代后期南京来宾楼姜家似为专印大藏经的经坊。此外，万历初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建立天主教，江西人周用印书为生，在南京开设书铺，被诱劝入教，在教堂内翻印经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交友论》（１６９９年）、《畴人十篇》（１６０９年）。利氏《万国舆图》（又名《山海舆地全图》），也有吴中南京翻刻本（１６００年）。不过，宗教书籍的印行受到种种限制，出版数量不会很大，特别是在清代更是如此。
（六）年画、rì历、迷信用品
年画、rì历、迷信用品等印刷物，出版数量也不小。清康熙以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已名扬海内，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并列为南北三大民间年画流派。乾隆时，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和阊门内桃花坞有画铺多家，制品远销江、浙、皖、赣、鄂、鲁、豫及东北，甚至rì本。桃花坞年画主要面向中下层社会，作品题材广泛，为一般民众喜闻乐见，印刷量当不少。与此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10]，大概是面向上层社会的。rì历印刷，亦以清代中叶苏州为最盛。“阊、胥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这种历本也常常由城乡里正地保强行摊派人民购买，他们于腊月间“以新历逐户分送，人家必酬以钱文，加市价而倍之，号‘送历本’”[11]。如此“逐户分送”，其发行量自然甚大，非一般书籍所能及。苏州玄妙观，亦于元旦“设sè印版画片，……乡人争买芒神chūn牛”。由于“乡村人家，新年贴chūn牛图于壁，以观四时节序，借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12]，因此印刷数量肯定不少。迷信用品的印刷量也很可观。康熙时无锡锡山印制的门神极为有名，“天下以锡山所出为最，丹青人物极工。自京师以下，贩鬻无远不暨”[13]。乾嘉时的苏州，腊月间各纸马香烛铺也“预印路头财马”以售之[14]。黎里镇上则“有印神佛纸马者，用油纸雕穿为范，以苏墨汁刷印，谓之‘榻马’。其jīng者用笔勾清，饰以金采”[15]。此类印刷品之盛行，当时的小说中说得更加透彻。清代江南小说《山水情》第六回中，讲到有两位苏州郊外的尼姑，商量说：“我这里施主少，斋粮淡薄，昨夜困在床上思想，不若印些佛图出去，沿村一派，做各西资会儿，收些钱、线、米、麦之类，混帐混帐”。“主意定了，停过一rì，买了纸张，印就无数佛图，出去沿村派过”。可见这类印刷品的销售，一直深入到乡村人家，城市中就不用说了。此外，明清江南民间盛行斗纸牌，纸牌印制也应运而生。雍正时，镇洋人钱三即因印售纸牌而获罪[16]。
最后，我们要强调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的主要特点，即高度的商业化。
首先，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既然完全以牟利为目的，故往往急于求成，刻工多不jīng。谢肇淛指出在万历时情况已如此，“大凡书刻，急于shè利者，必不能jīng，盖不能捐重价故耳”。因此之故，刻书滥恶，而“近来吴兴、金陵駸駸蹈此病矣”[17]。田汝成则说：“杭人作事苟且，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18]。湖州凌氏是有名的出版商，所刻经史子集之书，“急于成书shè利，又悭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19]。以往史家往往对此予以恶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出版印刷业商业化的表现。
其次，明清江南书坊主为了牟利，使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多、快、省地出版能够赚钱的畅销书。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明代无锡华氏是一例子。华珵用铜活字版翻印秘笈，“所制活板，甚jīng密，每得秘书，不数rì而印本出”[20]。明季“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21]。江南书坊刊行小说之快，实在惊人。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清代苏州书贾鉴于江南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本地刻书不够划算，于是“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就［顺德县］马岗刻所yù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板矣”[22]。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还拥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的作者为其创作，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冯梦龙。时人张无咎在《平妖传》序中称冯氏“著作满人间，小说其一斑”。可见他的文名通过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而举国皆知。更令人叫绝的，是书商为了赚钱而雇佣落魄文人编写畅销书。“书坊相传shè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甚至有公然伪托当代名人之作，以“取悦里耳”者。当时人云：“比年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画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令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并出叶笔，何关于李！”“坊刻《大唐西域记》，后乃杂三宝太监下西洋事，令元奘绝倒地下矣”。此外还伪造《琅环记》、《缉柳编》、《女红余志》、《黑旋风录》、《顾氏诗史》等多种。不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规利。“近吴中官刻几汗牛，滥用责人千金，以冯观察诸公言之，并是伪托者”。这些伪书畅销外地，有远销至太原者[24]。由于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发展迅速，引起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书商绞尽脑汁以求牟利，以致盗版猖獗。冯梦龙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25]。袁宏道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26]。具体的例子如万历时杭州书商刻印《月露音》，于书后加盖朱印，称“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崇祯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气》书前也附有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shè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27]。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商业化出版印刷业中竞争的激烈。这些行径，虽然为今rì产权法所不容，但也表明了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是一种完全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大众的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