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阶级矛盾的思考（1/2）

秦朝之后，中国开始采取郡县制度，所有人地位均等，都是皇帝的臣民，都需要向皇帝交税、徭役。土地实行私有化，zhèng fǔ按你占有土地的面积和人口收税。由于是私有化，就产生了土地兼并，于是有了地主和佃农的阶级成分。

在后世，由于宣传的需要，都以为佃农一定是被迫卖出土地的，其实这是误区。比如你家里五口人，有土地15亩，假设人丁税是每人1亩，土地税是5亩，你家每年需要交税10亩收成。如果你租用别人的土地，租金每年3亩，加上人丁税，你家的每年税收是8亩，何况卖掉土地还有一笔收入，你还种自己的土地吗？

至于兼并别人土地的地主，他的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单产，第二当土地拥有一定规模后，zhèng fǔ普查不及时（一般三年普查一次），他就可以藏觅大量的耕地不报，以减少赋税。所以一般情况而言，中国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合作愉快，双方的矛盾显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在唐朝以前，人均土地面积相当宽裕，农民们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撂荒了大量耕地去租用地主的土地。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最好办法是鼓励生育。到了隋唐之后，中国人口大量增加，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才开始突出。不过太宗的“租庸调”政策仍属于均田制，按每家人口数量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等于消灭了地主阶级。由于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难度很大，唐朝又改变为“两税制度”，所有赋税都按土地面积收缴，这提高了管理效率，却为后来土地兼并打开缺口。由于赋税与土地面积成正比，所以地主们依然要依赖于佃农。比如你的佃租如果过高，佃农们自然流到佃租少的地方，你的土地就会大量撂荒，而赋税不减，所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减少了阶级矛盾。西汉武帝之后，中国zhèng fǔ开始用考试手段录用官员。隋唐之后，更是全面推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凭考试上来的。这些人有的出身地主，有的是佃农，有的是普通农民，有的是手工工艺者。这些人不可以一概而论是地主阶级。

按政治制度分析，中国的统治阶级其实就是皇帝，皇帝以下的zhèng fǔ官员只是附属关系，就像农民依附于地主。在汉唐宋三朝，官员们对皇帝权利有很大的制约力，双方的依赖xìng很强，可以看作一个阶级。

前面我们知道农民与地主相互配合后，双方都得到利益，于是佃农们越来越多，地主兼并土地数量越来越大，而国家赋税越来越少。于是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国家只好改革赋税政策，要么所谓摊丁入亩，要么一条鞭法，要么就均田法，甚至还有王莽的土地国有法（同后世的土地政策完全一样，王莽先进了两千年）所有土地政策的目的都是一个：消灭地主阶级。古代社会对人口数量依赖很大，战争、工程都需要大量人力，而地主阶级刚好相反，少量人口，大量土地，如果地主越来越多，国家自然就垮台，所以中国的皇权思想只有一个：耕者有其田。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是，削弱可以威胁政权的富有阶层，第二，没有穷人，第三财政收入有保证。这就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追求目标，所以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比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缓和得多。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间，除了个别暴政的皇帝，都没有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所谓“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理就在于此。反之，地主阶级反皇帝、反统治阶级的事实和基础都是明显存在的。

几乎所有朝代都有农民暴动，起因主要是两点，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徭役过重。前者造成流民出现，后者是被逼上梁山。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统治阶级的管理效率和**程度。出现灾害后，官员克扣赈灾粮款，流民自然揭竿而起。唐、明两朝最典型。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矛盾冲突不能完全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如果按马克思观点生搬硬套，就会出现一个悖论。比如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既然获得了阶级斗争的胜利，为什么不改变政权xìng质，让农民当家作主？资产阶级一旦获得阶级斗争胜利就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也如此，封建阶级也如此，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阶级政权，农民是怎么回事？所以把农民暴动拔高到阶级斗争的层面上很牵强。另外从改朝换代的事实分析，也不能说明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商周秦汉唐元明清，八个统一朝代以及无数的割据分治朝代，几个是农民****的？充其量是秦、明两朝，元朝是民族问题。绝大多数的政权更迭基本是两种xìng质，要么是地方割据，造成中国分裂，要么是宫廷政变。这些事实都说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与统治阶级矛盾都不是中国最突出的矛盾。